【回顾】王炳章:关于台湾国民党政权与大陆民运关系的说明

《民主正义党论坛》有篇关于你的东西,某君告知。“我对民运中的互相攻击不感兴趣。”“不是攻击,我想求证一些事实。”求证?那是严肃的事。我上了网。果然,石磊有《王炳章争取民运独立》一文。因事关重要,为了对历史有个公平的交代,觉得应该说明几个问题。

一,石磊文章的立意----王炳章一贯争取大陆民运的独立性、大陆民运应该坚持独立的原则,是对的。但他举证的历史事实,有些并不准确。这不能完全怪罪他,因为他出国较晚,也不详细了解某些事件的内幕。待有机会时,我再细细解明。

二,我经历了海外民运的全过程,经历了蒋经国时代和李登辉时代。应当这样公平地说,在蒋经国时代,台湾国民党当局是真心实意支持大陆民运的。这点,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记得一九八三年初,蒋经国派人与我秘密见面时,台湾国府的代表紧握我的双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说:“经国先生和国民政府完全无条件地支持大陆民运。我们唯一的条件是要保密,双方的合作要绝密。国府支援大陆民运之事,只有决策高层的极少数人知情,连行政院长都没有告之。我们希望双方密切配合,在我们这一代,能够结束中共的专制政权,完成祖国的统一。我们这一代,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再不能分裂、交恶了。”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必须学习中共“统一战线”的战略,结合、团结一切反对中共专制的力量。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由于大陆人民长期在中共的教育下、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我也认为,我们与台湾的合作必须绝密。这点,双方一见面就有高度共识,我也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原本,在第一次见面时时,我想提出双方合作的四原则,其中就有绝密这一条。现在既然台湾国府的代表首先提了出来,于是,我只提出三条:

一,大陆民运与台湾国府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地位上合作;
二,大陆民运是完全独立的政治运动;
三,大陆民运该批评国民党时,不受约制。

我原来担心,这些条件可能过于苛刻,台湾方面不一定接受,尤其是第三条:人家支援你,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人家?没想到,台湾国府的代表完全答应,而且说:“你们为了争取留学生和大陆人民的认同,必须显示独立性,在表面上,要和台湾划清界线。这点,我们理解。该批评国民党的地方,就批评嘛,为了反共、统一的大目标,我们可以忍受,何况国民党的确也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我立时觉得,蒋经国不愧为一个知大局的政治家,台湾国府的代表不愧是台湾开明派的精英。

的确,在后来《中国之春》的很多文章里,在我很多的公开言论中,对台湾国民政府的“权威统治”、“偏安政策”有过相当严厉的批评,但台湾方面从未在意。就这样,在蒋经国时代,在合作四原则下,台湾当局与大陆海外民运的合作基本上是有成效的,尽管中间也出现过误解和摩擦。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在蒋经国时代,台湾国府反对台独的立场异常坚定,以至对于我与台独人士的接触,甚为敏感。我坚持了我的做法,指出,我反对台独,但,只有接触台独,才能了解台独,才能想办法缓解、化解台独。

三,蒋经国先生辞世、李登辉先生接掌政权后,台湾当局与大陆民运的关系逐渐转变。后来,台湾当局逐步走上了“情报路线”,偏离了“平等合作的政治路线”,尤其我在卸任民联主席之后,“情报路线”和“控制路线”更占了主导地位。

在李登辉时代,蒋经国先生认可的“双方平等合作、推翻中共专制,民主统一中国”路线,被逐渐放弃。在多次场合,李登辉政府的官员,对大陆海外民运人士不只一次地指出,台湾当局“支援”民运的经费,只能以“情报”的名义进行,或“搜集情报”;或“分析情报”。对此,我表示强烈反感。

针对“台湾人民的纳税钱不能支援你们中国人搞民运”的说法,我曾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大陆人要的,不是台湾人的纳税钱。台湾国府撤退大陆时,曾用金圆卷赚取了无数大陆老百姓的血汗钱,带去几十吨黄金。这些钱应当归还大陆人民。因此,大陆民运为了争取大陆人民的民主,向台湾当局索取经费支援,是天经地义的,理直气壮的。”没想到,这席话,触动了台湾某些人的神经。国民党秘书长、国府中央银行、台湾某些舆论界,对我进行了歪曲事实的口诛笔阀。加上我坚定不移的反对李登辉的“独台”立场,以至后来,台湾国府将我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禁止入境。

大陆民运人士被中共禁止入境、也被台湾当局禁止入境的,大概不多。现在看来,李登辉当局之所以改变了蒋经国先生的在平等互尊的原则下支援大陆民运的路线,是与其根本上改变了国府的国策、执行“独台”、“台独”路线一脉相承的。我曾经想,倘若蒋经国先生多活几年,或者,蒋经国先生未挑选李登辉为接班人,以至台湾当局能够继续经国先生的路线,大陆民运的发展,可能会好得多。遗憾的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走访了美州、欧洲、东南亚、澳州、日本等地,会见了大批民运人士。很多民运人士在李登辉国民党的“情报路线”面前,表现了独立的立场和自尊的人格。

四,为了使民运摆脱依赖台湾支援的困境,我曾经探讨“以商养运”的路径,尝尽了酸甜苦辣的滋味。最近几年,大陆民运的某些重要事件,包括徐文立、秦永敏、王希哲和傅申奇等将国内散在的民运人士串联在一起、形成网络;功能性机构。武汉“中国人权观察”的成立;国内民运与香港卢四清信息中心管道的建立;国内重要民运人士通讯设施的配备;一九九八年我的闯关回国、鼓吹组党;中国民主正义党的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筹建;民主党在海外的组织活动;网络杂志《大小参考》的编辑和突破中共新闻封锁的电脑网络电子战的开展;等等;其经费大都是大陆民运自筹的。

五,我必须同时指出,台湾民间对大陆民运的捐助,应予充分肯定。在《中国之春》成立初期,八九学运期间,台湾民众曾自发踊跃捐款。台湾当局对这些捐款,未加任何拦阻,而捐款也都通过民间管道转到了大陆民运手中。还有,即使在李登辉先生执政时期,台湾国府中的某些有识之士,还是设法通过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真诚地帮助大陆民运,如焦仁和先生等。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当然,台湾与大陆民运的关系问题,还有很多值得书写的细节。有些问题,可能目前不便透露。我本来不想证实台湾国府与大陆民运之间曾经合作的实情。没成想,这一问题,早被一些不怎么了解内情的人士炒来炒去,成了公开的秘密。某些国民党派到民运中工作的人士,也不断自爆身分和“内幕”。后来,有些民运人士公开拥护李登辉的台独立场,使大陆人民对整体民运产生了误解;另一方面,有些人士则完全否定台湾国府曾经正确地支援过大陆民运的历史。想来想去,还是采取“彼露一些、保留一些”的折中做法,写出某些真情,还历史一些真实面目。

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博士二OOO年七月于络山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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