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评论】唐元隽:二十一世纪:告别红色恐怖

红色是人眼最容易辨别的颜色。红色的灯光或物体常被作为求救的信号。曾几何时,这种颜色被暴力组织拿来装饰自己,代表鲜血,从而也揭示了这些组织残暴血腥的历史。上个世纪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高棉,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完成他们的共产革命大业,用大屠杀的方式消灭了柬埔寨的“资产阶级”,将城市居民大批赶往落后的农村。他们还一度取消了货币,使当时的柬埔寨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早已崩溃。他们还摧毁现代教育制度。在文明的大倒退中,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国家,几乎回到荒古没落的时代。

前一段看到大陆官方报纸有这样的报道:“1976~1979年,红色高棉3年零8个月的恐怖统治,导致柬埔寨170万人死亡——占全国人口的5分之1。100多万人身患多种疾病、三餐不继或沦为各种劳工。这是很多柬埔寨人不愿面对的伤痛。波尔布特种族灭绝罪行发生20几年后的今天——2001年8月10日──,西哈努克国王签署了审判红色高棉份子的国王令。”

早在70年代,中共“第一、二代”领导人曾全力支持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政权,甚至为挽救红柬不惜出重兵攻打“同志加兄弟”的越共。时到今日,当局人士是否都改变了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中共官方媒体公开提到波尔布特政权的种族灭绝罪行,说明现体制改变了它对红色高棉的革命和制度的认同。媒体的报道也明显切断了他们支持和同情红色高棉的历史。

在专制极权统治下的社会里,人民不能通过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公开发表政见、自由公正的选举,和平参与国家事务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上个世纪,一些极权国家的统治者或直接镇压或“政策失误”导致饥荒,使本国人民大量死亡,虽然比例不及当年红色高棉,但造成人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远超过战争的损失。

红色高棉对本国人民犯下如此的暴行,却在数年内畅行无阻,正是从剥夺人民自由权利、推行国家恐怖主义开始的。从国内看,柬共在强大的国际同盟者的全力支持下,利用贫苦的农民的淳朴、不满并想改变命运的心理,煽动起偏狭的热情和阶级仇恨,使他们参与到夺取政权的所谓革命中来。柬共执政后利用阶级差别和矛盾,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无知和仇恨成为一部份人镇压和迫害另一部份人的驱动力。严酷的暴力革命要求民众的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这一过程使波尔布特等人掌握了对杀人机器的绝对的控制权。当作为少数人的革命目标被消灭后,为了不断地扩大“革命成果”,处于权力顶峰的柬共领导人不断找出新的敌人,加以消灭。受到革命行动组织和训练的民众此时已成为被驱赶和使用的工具。既然革命目标和理念出自统治者,随意剥夺人民生命和自由权利的暴行日益普遍发生并合法化。当时的柬埔寨人人自危、民众处于深深的恐惧之中。从外部看,柬共的暴行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制止和干预。灾难得以漫延并持续数年。

人类无论头脑多么发达、智慧多么高超,人性的弱点仍然那样简单明了。当他们信息不通时,他们不得不相信谎言。当周围的人类遭受反复的暴力侵凌时,他们感到恐惧。当道德伦理在功利主义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时,他们宁愿选择后者。各民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有这样的弱点。一般地来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抵抗非法的暴力侵犯,比如拿起武器抵抗外来侵略,但很难防范那些那些被看成“合法”的暴力侵犯,即国家机器对人民的侵害。当这种国家恐怖主义成为统治者执政理念时,恐怖气氛笼罩在人民头上便是社会常态。此时的人民从外表上看都是怯懦和任人宰割的,在社会生活中变的十分渺小,养成麻木顺从的习惯,不得不把生命安全和自由都交给专制统治者。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统治者对人生命和自由的轻视。对国家政权机器的恐惧、顺从、麻木正是极权制度得以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础。

柬埔寨发生的悲剧,距今已变得遥远。它在其他国家重复发生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从悲剧本身深刻的制度原因来看,我们仍然不能不警惕那种忽略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命价值的意识形态体系造成对人类社会的敌视、仇恨、破坏心理,就是那种把自己疯狂、偏狭的意识凌驾于本国人民或世界的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统治方式。


www.cdjp.org《中国民主党通讯》 时事评论 打印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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