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易改:政治组织的社会互动关系(节选)

一、国内民运组织与海外民运关系

海外众多的民运组织运行了多年,但苦于为中国社会的民主运动不能发挥明显的作用,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都已基本丧失信心,并且资源开始枯竭,许多组织的基本生存问题都无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政治组织的出现遂使海外民运对中国的民主政治重生希望。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国内民运成为海外民运直接的依赖背景和生存条件。

从民主党的组党过程来看,无论从思想境界,还是从组织程序上,都并非我们所想像的那么有政治预期。事实上,我认为,中国民主党在国内还只是一个动议,至今整个组织连一个雏型都没有形成,根本没有政治组织的行为能力。但不管他们是否有过深思熟虑、他们有多少人、其做法是否符合政党组织的基本要求,他们打出了一个旗号,形成了一种形式,使某些海外个人及组织见到了自己政治前途的曙光。在海外,只要谁最快与相关人士发生联系,谁就可以先声夺人、向国
际社会发声明,谁就成为这个组织的海外代表。自民主党曝光以来,仅在美国,自诩为中国民主党的代表的组织和个人就有多家。由于互不承认,“代表性”便出了问题。

一个普遍的希望,是这种政治链接关系形成后,能带来资源问题的互动解决。遗憾的是,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并缺乏从思想、到行为的统一基础,这种关系最终被扭曲、断裂和颠倒。就像一家上市公司,公司的资产质量本来就不好,又没有好的券商为它包装和推荐,被许多图谋短期利益的投机份子趁市场混乱之机强行挂牌,一部份技能拙劣的经纪人在那儿操盘,其股票便不会有好的市价,最终只能靠一部份进行垃圾债券投资的股民来维持不被摘牌。前不久,一个曾十分热衷于国内民主党的著名民运人士,表示不会再打民主党的旗号了,其失望之意,溢于言表。我感觉到这种政治关系的脆弱。

二、中国民运与国际媒体的关系

新闻机构炒作的需要与民运组织的运行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共专制统治了中国社会50年,按国际社会的愿望来看,是应该有新的政治信息出来的。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政治组织、尤其是政党这种形式,正好符合以新闻界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舆论需要。当有人提出组党,且部份人又恰恰希望形成一种新闻效应,以增强他们政治行为的安全系数时,就达成了客观上的一拍即合的社会效应。国内有了一种动议,甚至只是一种说法时,新闻媒体就立刻把它说成了一种事实。

98年初夏,中国民间社会局部的政治组织行为,在中国民运史上,其实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政治精英们所走出的第一步,也不一定是这些人最有代表性。他们的社会效应很大,不在于他们本身在政治上的建树,而在于国际社会所寄托的期望,或者是其中部份成员要利用国际媒体以保护自己,甚至是为在将来政治舞台上增加一份政治资历为目的的新闻炒做。7月刚过,克林顿访华结束后,当中共发现国际社会已经将组党现象提高到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高度上来认识时,中国政府将此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表现,一点也不心慈手软。实际上,不是民主党和中发联有那么强大,而是国际舆论吓破了中国共产党的胆。由于部份参与组党的成员对新闻本质的认识不足和缺乏控制力,同时也是因为与中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对称的信息交流渠道,而无法把握应变时机,沼帔名噪一时的政治精英为自己的行为策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形势的发展尤使许多政治寓言家们跌破了眼镜。如此,形成中国民运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怪圈,一个轮回往往捧出许多中国民运的领袖,以受共产党的迫害来延长其政治生命力,并在将来的政治舞台上为人瞩目。

中国的民运政治生态很难开创新的局面,由此可见一斑。新闻媒体的一厢情愿对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

三、中国民运组织的资源背景

中国的民运政治组织,必须有物质上的援助和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需要。而这种需要的实现,决不是单方面的。但中国的民运组织没有解决好这个双向需求。

首先是认识上,关于中国民主化与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民运组织缺乏与资源背景的沟通,有人甚至是将其对立起来(这里,我毋宁说有些人是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造成了民运总体上与国际社会的隔阂;其次是民运组织缺乏长远的设计和规划,所有行为都是短期和表面行为,不能给民运支持者明确的奋斗方向和政治预期。其结果,民运组织的支持对象和支持行为只能建立在一个十分低级的层次上。其支持只能是简单的、局部的、和试探性的,或者是人道性的。他们对民运没有明显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更没有充分的咨询交流。这一状况,反过来又使民运组织的心理倾向和行为动机成为这些提供经济支持者短期需求的直接反映。由此,国际社会支持的有限性,也就成了中国民运整体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中国在野的政治力量希望渺茫,对中国社会民主化的预期,美国政府仅仅只能以与中国政府保持接触、保持交流和经贸合作、甚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他们对中国民运持同情的态度,采取出自人道主义的行为原则,从来就没有把中国民运的政治力量放在从辅导到培育、从成长到成熟的角度去考虑。

一个十分严酷的事实是,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专制统治持续一天,台湾无论是独立还是统一的想法都将是一厢情
愿。台湾为了扩大在国际社会的生存空间,常年进行金元外交,这种因为针对共产党的围追堵截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只有在中国社会民主化的那一天才能免除,包括台湾的军备等等,成本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如果民运能将台湾社会关心自己前途的主导思想进行引导,通过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来寻找出路,争取到其金元外交和军备成本的百分之一、甚至只需要千分之一,来对中国民主运动进行投入,其效应是否会事半功倍呢?大陆的民主化是使台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的唯一途径。这是台湾人民必须解决的认识问题。否则,台湾的出路将只有两条,一是被中共政府兼并,二是在国际社会永远处于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

海外的侨社是民运最可信赖的支持力量,因为他们没有功利性,纯粹是中国人民族情结的体现。89年“6.4”,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民运寄托了无限的期望。10年来,海外的民运组织不但没有继续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反而因自己招摇过市、甚至是招摇撞骗,而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了他们的预期。在我们的周围,多少人在扼腕和叹息!民运的处境每下愈况,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长此以往,如果他们对民运的支持和投入将连一点良心上的平衡都找不到的话,我们许多以民运为唯一生存途径和生存手段的人士,恐怕连人道性的援助都将会枯竭。

当然,本应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作出较大贡献的国际社会,与中国民运所形成的这种社会关系,如此发展下去,我也不相信最终还能给他们的政治需求带来什么好的结果。

原文发表于1999年8月《民主论坛》


www.cdjp.org《中国民主党通讯》 时事评论 打印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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