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与维权，两者是悖论。
绝食是什么？是自虐。绝食的过程是一个慢性自杀的过程，是自残、自毙。它使人走向坟墓。绝食是在生理上对人体脏器、血液、神经造成直接伤害的自虐行为，是非理性的、也是非人道的。维护个人自由是天赋的权利和义务，其最基本的原则是?I卫人的生命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反对任何践踏生命背叛生命的行为。而绝食，作为自虐行为，作为消极人生，违背当代人权的基本理念，在价值观上毫不可取。
绝食，作为个人本位的选择和考虑，绝食者完全有自由和权力处理自己的身体，而无可厚非。在自由的社会里，只要绝食的行为不妨碍和伤害他人，悉听尊便。
但是，如果以为绝食可以到达维权的效果，那就错了。一个自暴自弃践踏自己个体生命的人又如何有能力去?I卫他人的生命呢？一个对自身都不能承担责任的人又如何担负起维护他人权利的责任呢？
组织起来，集体绝食，可以达到维权的效果吗？非但不行，而且触犯法律(一部尊重人权的法律)。组织者强制、胁迫或挟持他人绝食的行为构成了有意伤害他人的嫌疑；这不仅仅因涉嫌法律将被传讯并遭到惩罚，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行为违背了自由和正义的理念。任何以伤害他人(或带动他人一起自虐)为代价的行为，不论冠以多么美妙的动机，都值得人们唾弃。
在个人绝食和群体绝食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那就是所谓的“号召绝食”。号召者仅仅是号召一下，如此而已，响应者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决定参加与否。这样一来，号召者的行为便有别于组织者的行为，因此不必对任何参与人员因绝食而造成的伤害负法律责任。不错，这样确实避开了法律的敏感地带；但是，它能避开自虐的性质吗？，它能避开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检验吗？况且，在话语霸权的压力下，把绝食当作区分“英雄”，“勇士”，还是“懦夫”，“犬儒”的标志，当人们在蒙蔽和胁迫下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时，又如何区分自虐和他虐呢？
绝食，因其非理性，非人道的行为模式，充其量只是一种低级的消极的斗争手段。绝食的一方把绝食的胜利寄托于对自己身心健康残害的程度上，寄托于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身心健康的残害才能引起示威对象的让步和社会的同情。这那里有一点点理性和人道的成分呢！其实绝食的胜利并不取决于绝食者对自身的残害程度而是取决于示威对象的有无人性，或人性成分的多少。如果你面对一个毫无人性的专制，那么从一开始，绝食就毫无意义。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以绝食为手段以期达到某种福利或权利要求的可能性不同。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不屑采用绝食的手段，罢工和游行就可以达到目的；即便有人采用了，软化示威对象和博取社会同情确有某种程度的可能。在专制社会里，当局毫无恻隐之心，社会麻木冷漠，绝食的诉求为专制掌控下的媒体所歪曲，民众的同情被屏蔽，绝食的胜利渺茫无望。 这是只有过程没有结果的无为努力。如果象89绝食以64屠杀为结局那样，就更是无谓的牺牲。
绝食固然是专制社会下弱势群体不得已而为之的抗争手段，具有一定政治斗争的内涵。但是通常由于力量对比极其悬殊，而注定以弱势的一方败终。绝食者所表现的无外乎“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不吃“嗟来之食”的个人节气和风骨，却无能为力改变任何现状使人民具有“免于恐怖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也正因为绝食的主体无力改变现状，由于无奈才不得不采取绝食这样极端的自虐方式。这种野蛮方式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残余，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相去甚远。
无论这种绝食如何“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它都不过是一支自虐的队伍展现的抗议而已，而不是与专制的实际过招，所以它并不形成任何物质的或思想的冲击力去触动专制的那怕一根毫毛。无怪乎有人称其为“行为艺术”，只注重行为的方式和表达，不注重行为的效果。所谓的闭门绝食，即关起门来自己虐待自己，连示威的功效都没有。示威示威，要“示”，才有“威”；不“示”，哪来的“威”呢！不少人嘴上说要绝食，行动上未必就真绝了。这到也罢了，只怕到头来是草草收场的闹剧。
两军对垒，一方的统帅对自己的军队说：将士们，从现在起，我命令全军上下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绝食行动。这场绝食将展示我们排山倒海的气概，令敌军两股战战，溃不成军。请问，有谁听说过这般奇迹？
兵临城下，守方的长官对全城的百姓说：乡亲们，从现在起，我们全城上下男女老幼将举行一场波澜壮阔的绝食斗争。这场绝食将以我们惊天动地的悲壮唤起敌军对我们的怜悯和同情，令其偃兵息甲，不战自退。再请问，有谁听说过这般天方夜谭？
六四屠城的历史教训警醒着世人，绝食绝不是对付专制的有效斗争方式。大敌当前先自残，哪有这般道理？若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六四的鲜血就白流了。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年青人不是饥肠辘辘地被碾碎了尸骨就是带着胃病贫血眩晕等后遗症亡命海外。这些历历在目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令今日的绝食者清醒吗？！难道要把历史的悲剧再重演一遍吗？！如果说当年的孩子们未脱稚气，凭得是一腔热血；那么今日一哄而上则是政治上的幼稚和缺陷，是无聊和盲动。
丁子霖老师用十分温和的语言小心翼翼地规劝绝食的人们不要偏离维权的行列，善意地提醒人们近年来的维权成果得之不易，并希望维权运动能避免干扰健康地发展。其言谆谆，其意切切。然而，善待他人的丁老师得到的却是恶意的反讽，冷嘲，甚至是人格侮辱(公开与不公开场合兼有)。绝食的人们，固然有其一份真诚，但其中失去理性，热昏了头的已不乏其人。这种分歧并不单单是策略分歧，而是理性和非理性、人道和反人道之间的价值观分歧。
人道主义伦理的价值核心是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维护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则是维护自己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延伸。这是维权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与组织或号召群体绝食对个体生命资源造成摧残和浪费不同，维权格守理性，秉持人道，维护人权，以进为攻，采取的是积极的斗争手段。舍此而求彼，实在是舍本求末。我们反对自虐、自残、自毙，以及任何藐视生命的假性群体主义；我们弘扬自尊、自主、自卫，以及与个人本位内涵相关的真群体主义。这才是维权事业的需要。
维权是什么？是人民自卫，是人民为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在法律层面的和平努力。维权既是对当局剥夺人民正当权利的控诉，又是对法律虚伪性的揭露，既是对人们维权意识的检验，更是一场夺回被剥夺的权利的斗争。这种努力基於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维权斗争的漫长和艰苦卓绝根本容不得献身维权的人们去自虐，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善待他人首先善待自己。一个自虐的人如何担当得了维权的重任？又如何能不负众望？维权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不仅对自己承担人道主义义务，同时对他人也承担人道主义义务。维权由此获得了正义的性质。
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维权引向绝食已经一个多月了，全球万人同步大绝食也于3月7号告一段落。此时此刻能否请诸位绝食的勇士们重温丁子霖老师的劝告，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虽然在绝食的队伍中小才大用者并不少见，但维权律师们去绝食那实实在在是大材小用了。
劝君莫以绝食误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