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如果是小事，就是一般的官司而已。不会被说成是“维权”。能提到这样的高度，多半是碰到了有官方背景的对手。也就是说案子已经带上了政治色彩，需要动用“法律中的高级法和正义”，即宪法中的人权条款来与一般法中违反人权的条款作斗争 (包括来自官方的压力）。因此早先人们尊称他们为“人权律师”。

在美国和西方也有这样的案子，比例很小而且赢的多。“人权律师”只好把一大半的精力放在了外国的人权上。但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政治压力使大部分律师望而却步。于是为了减少压力扩大队伍，约定俗成的把称呼改成了“维权律师”。其实这个称呼是不准确的；哪一个官司不是为了某种权利呢？哪一个律师不是“维权律师”呢？但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这个称呼的正当性，无可厚非。

正由于这个立场说明了“维权官司”和一般官司一样；无论带不带政治色彩，都是以法律为准绳的官司。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官司，也就是７９年我的律师提醒我的；要以现行法律为自己辩护。所以成功率很高，一度使罗干之流无所措手足。绞尽脑汁想修理这些人权律师。

于是大造舆论，说这些人权律师“维权就是搞政治”。这是标准的罗干口吻，哪里是在讲法律？这个帽子有两个作用；
１。警告你们自动律己，以后不要再打这种有政治背景的官司了。“维权就不能搞政治”
２。再打就有正当的借口修理你们；宪法中也有取消人权的条文呢。一切条文都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前提呢。谁没有老婆孩子？

说到这儿，陈永苗们要干什么，也就不难看出了。我不管他披着什么外衣，以前有什么丰功伟绩。我首先看他现在干的是什么。坐了多年监狱的也有帮共产党说话的，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样才更有说服力嘛，共产党自己辩解已经没有说服力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威胁和利诱同样有效，有时不妨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