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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我强迫坠胎,我的悲惨控诉
02/16/12    许丽萍    正义党

Xu Liping我是许丽萍,来自中国上海。我在 09/1986 我结婚, 05/1988 我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经济负担的原因,我们家庭当时只能负担一个孩子,所以,我主动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1992年,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上海新华无线电厂,破产了。我失业下岗,当时我的丈夫已经辞职好几年做生意,情况已经好了起来。因此,我们想要第二个孩子,当时的政策是,只要交回独生子女证并退回所得的补贴,再缴纳罚金,我们就可以在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给孩子报上户口。那时,家庭经济条件好了,也没有单位管了,只要生下来,就有办法。如果生下了之前被单位知道,那有可能被强迫坠胎,但我和我丈夫都没有国家控制的工作单位,因此只要我们经济上能行,就行。09/1992,我又怀孕了。

为了能生下第二个孩子而没有麻烦,我们主动去和延吉街道计划生育办联系,告诉他们我们准备按有关规定生第二个孩子,我们打算领取第二个孩子的“准生证”。街道计划生育办公室不想管这个事情,他们把皮球踢给了上一级的区计划生育办。根据要求,我们把独生子女证交还,拿出了经济能力证明信,证明我们有经济能力负担第二个孩子,并且签了保证书,保证我们会交还独生子女证领取期间的补贴和罚金。区计划生育办答应他们将考虑我们的申请,过两个星期给我们答复。

结果,“两个星期”变成了几个月,到02/10/1993,街道计生办的人到家里来找我。她来告诉我,区计生办的决定已经下达,我赶紧问她是不是来送文件的,是不是已经批准了,她说:“已经好了,还差一步。” 她说,我要上指定的医院去体检,体检没有问题的话,交钱,准生证就可以发了。她要我第二天早上08:30抵达指定的新华医院,并携带12,000 元的钱,其他的就是签字什么的了。我同意了,她还说,因为要抽血检查,所以早上不能吃早餐。

02/11/1993, 早上 8:30, 我抵达新华医院。我看到我的姓名在接受检查的名单上。最开始,确实是一次正常的检查。但是,到了上午10:00 的时候,三个街道计生办的人和两个穿制服的派出所警察,五个人,同时进来,都是女的。其中一个街道计生办的人向我宣布我在没有政府发出准生证的情况下擅自怀孕,违反了计划生育的规定,无论我事后申请了准生证没有,无论区政府是否收回了我的独生子女证没有,我都是违法规定在先。我争论说,区政府已经接受了我的申请,去政府也已经收回了我的独生子女证,我的12,000元都带着了。但是,那个官员说,他们街道去政府的直接指令,我必须立即接受流产手术。我大声说不。我立即坐起来去那我的衣服,五个人同时冲上来把我按在床上。我记得,他们将我的用绳子绑在了床的一边,让我侧着,然后由护士在我背后的腰间下部注射了好几针,我能记得的是他们把我绑在了床上,护士在我背后打针,后来我是躺着的,有人搬动我的双腿。

我清醒之后,我是在另一个房间,我看见一个护士在房间里,我还是被绑在床上不能动。我想说话,但没有声音。我记得,我向护士要水喝。护士说我不能喝水,因为我刚动了手术,她用棉签沾了水在我嘴唇上抹了点水。她让我好好再睡一觉,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做了流产手术,我只是醒过两次,每次几秒证的样子。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被迫流产是我回到家里之后,看见我的政府和我的婆婆,还有我的孩子都在我身边,那已经是半夜了。

我丈夫告诉我,他那天早上在09:30 的时候 ,在摊位上被警察叫走,然后被带到街道计生办的一个房间,反锁在里面,属于“绑架”。在那个地方,他被宣布区计生办的决定,孩子必须拿掉,他们街道计生办和派出所只是执行。他遭到威胁,如果他不在文书上签字,我们全家依赖生存的工商执照将会被没收。我丈夫争辩说,如果政府不同意,为什么不早点通知,孩子在肚子里都已经20多个星期了,是个女孩,都会动了,受摸在肚子上,孩子都有反应,在这个阶段硬要强迫坠胎,那属于谋杀生命。他请求政府宽容一下,他跪下来请求,但没有用。后来,我们合计下来发现,政府骗了我们。就在强迫坠胎手术已经完了之后,一个计生办的人去告诉我丈夫,手术已经做完了,他们努力过,但找不到区计生办的人去请求停止手术。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去请求停止手术过。

政府官员并没有碰那 12,000元。街道计生办的对我丈夫说,本来应该对我们未经许可怀孕准备生第二胎进行罚款处理的,由于情况对我们来说比较特殊,所以一切费用政府承担了。也因为如此,他们有理由不给什么单据。

过了几天,我去另一间小医院做复查,我才知道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被放了环。检查的人(看上去不象是个医生)用怪罪的口吻说新华医院怎么可以不让本人知道就放环。在2008年之后,我申请了一本护照,因为有经济条件,我们打算把环拿掉,怀上孕,让后到国外旅行,在国外把第二个孩子生了。于是,我去找医生把环拿掉。结果医生告诉我,环拿不掉,要拿掉会有生命危险。我问为什么,医生说,20个星期坠胎,子宫破坏严重,不能马上放环,否则环会吃进子宫壁太深,将来不能拿掉,要动大手术才能拿,但动大手术要花大钱,还有大出血造成生命危险。我就是这种情况,这很可能是医疗事故,医生不专业。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医生不敢出具诊断证明,他们说他们也要生存,不敢得罪政府。

我和丈夫手里当时只有一个医院出院单子,上面写了“流产”,还有流产后子宫放环的记录。就这么一个证据。我们决定找律师控告医院误医赞成损害。我们当时控告:20个星期的怀孕被迫流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出在去政府方面拖延作出决定;另外,政府所指定的新华医院流产手术当场放环属于严重的误医行为。政府单位的两大错误,造成了我的健康受损、精神痛苦和无法弥补的后果。我们要求经济赔偿。我们找了4家律师谈我们的想法,3个拒绝受理,劝我们说这种控告没有用的。第4名女律师,她说,如果我们坚持,我们要给她先付费,她可以开始帮我们办,但她没有把握任何一级的法院会受理我们的控告。我想来想去,觉得算了吧。不过,对外,特别是对街道的那些人,我们坚持说正在控告,要求正义和经济赔偿。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非常愤怒又没办法得到正义的伸张。

后来,在03/2009, 街道计生办得知我们还在为当初的强迫坠胎抗争,并且打算法律控告。街道一名党委副书记一天晚上上门来了。他解释说,政府没有做错什么,我在向政府申请第二个孩子的准生证的时候,已经怀孕,这是我的错。至于坠胎手术后立即放环,目的是防止故意违规的妇女将来企图把环取掉超生,这是政府规定的,不是医院的误医。   

街道办副书记访问过后第三天,大白天,我家里遭窃。值钱的东西没有拿走,而律师的卡片、谈话的笔记和一些有关的文件却拿走了。警察没有找到撬锁破门的证据,所以警察说是我们自己门没锁好。警察的说法是不可能的,我丈夫在家里至少藏了20万人民币的先进,这是他紧急进货用的,所以我们锁门非常小心,我们的大门有自动装置,即使我们忘记锁了,它也会自动关上。另外,既然是入门盗窃,为什么窃贼只拿走后找律师控告有关的文件而不但别的值钱的东西呢?我们相信这个盗窃行为和政府有关,而且警察肯定参与了这起非法事件。警察以“没有丢失什么东西”为名拒绝写一份报案单。我的丈夫要求见派出所所长,结果;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却说“窃贼这次算很客气的了,你们要做的是自己小心一点,下次窃贼再上门,也许不会象这次这样这么客气了。”我们很确定,这是派出所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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