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以和平的方式使中国大陆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关心怎样才会让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在实践中而非在理论上－－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有更大的权力主持地方的事务。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已经在经济领域里实际发生并且还在发展，这是任何主张中国大陆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人都应该喜闻乐见的。

中国大陆要从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得到解脱，最需要形成的是有着不同条件和利益、甚至有着不同文化习惯的地方形成一个竞争、妥协并且形成一个为共同利益来维系相互之间关系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这种关系来自地方与地方之间，而不是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来安排并且强制执行。

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地方政府的自主崛起，这是有利与中国大陆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好事，同时因为地方各自能够作出并且执行对自己地方最好最有利的选择，同时因为地方各自能够自由地按照共同认可的规则形成竞争，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潜力还能进一步爆发。

二十多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是被迫在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将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引进到独裁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存在着政府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导致严重的官商勾结和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也日趋严重。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过渡状态，就象是一个游泳过河的人在河中间，河的两岸，一边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另一边则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飘向何方？我们的结论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暴力革命大规模流血的方式取得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制度之后，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通过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要从这样的制度中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动摇和瓦解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权是一个关键步骤。

然而，正当中国共产党前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特别是“闷声发大财”的江泽民，允许中国在经济活动中接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不公和官僚腐败日趋严重，长期受共产主义教育出来、“社会主义”物质平等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大陆民众一次又一次地以反对社会不公和官僚腐败为借口－－实质反对“资本主义”和怀念“社会主义”的运动也就出现了。当前，这样的运动主要以“维权”的形式正在登台表演。

《美国之音》2月12日在报导一个“维权”人士被中共警方释放的时侯这样说：“中国的维权人士在各地进行接力绝食，抗议政府雇佣打手对民众进行暴力威胁和伤害，要求中央政府制止地方政府利用黑社会流氓打手的做法。”这是千真万确的，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维权”，大量参杂着通过在地方闹事来给地方政府和官员制造麻烦，以便于中央政府插手地方事务，其作用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其作用是加强追求“社会主义”物质平等观念浓厚的胡锦涛、温家宝的中共中央的集权控制，其作用同促进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背道而驰，其作用也在扼杀中国的“资本主义”于挣扎之中而让中国回到走不通而且必亡国的“社会主义”。

“维权”是维护基本人权。“维权”不是维护“特权”，更不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高度中央集权独裁制度下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