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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王丹与台湾情报单位经费往来参考资料(10篇)
11/12/06    资料    天下论坛
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

北京《环球时报》:台湾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5月28日出版的北京《环球时报》刊登吴薇题为《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文章,这篇文章以引用台湾《中国时报》报导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内容至今并未刊登在《中国时报》上,《中国时报》的内容又是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提供的。

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

吴薇

  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著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王炳章1948年生于沈阳,1971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学习医学。他在纽约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台“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的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民运”分子纷纷跑到国外,“民运”分子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胡平,1947年生于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87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以他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经费由专案补助。王军涛,1958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9年因参与“民运”被捕,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他参加了所谓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致广专案”。已被大陆安全部门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当局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王丹则向陈水扁提交“工作报告”

  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于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即不一定打着“反共”的旗号,但要拉拢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学生,构筑“反对党”雏形。他同时建议,在大陆设立民间政策研究所,经费可以从台湾先转到北美,再转到大陆。由于王丹的这些主意“有建设意义”,所以很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的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报。

  2003年2月,王丹和王军涛向民进党当局提交的“宪政协进会工作总结”称:“我们决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时机到来时,能大规模地迅速展开力量,推进形势,打开体制,并通过现代政治运作,将中共挤出政治舞台……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援并尽快落实承诺,以保证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需要。”2003年7月8日,台湾当局得到了一份《二王专案报告》,其中列举了王丹、王军涛的“良好成绩”:每月举行大型讨论会;拟定了政治反对派纲领以及正在大陆动员筹建网站等。这份报告同时指出,2003年台湾已资助“二王”150万元新台币,要求再追加350万元,同时要求资助刘军宁的大陆“民间研究机构”1万美元,并希望未来每年资助《北京之春》6万美元。

  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

  尽管不断给“民运”分子出钱,但台湾情报部门对他们并不放心。据《中国时报》报道,在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具体地说,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分子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真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之患”。这些“民运”分子口口声声说要民主,但“3•19枪击案”却已将台湾的“民主”打入地狱。由此人们可以看出,陈水扁当局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在一起,究竟是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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