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大陆的“维权”抗争比较普遍的情况中，几乎都涉及到了“政商勾结”的问题，其中以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征地补偿和国营企业改制最为典型。

“政商勾结”可以解释为政府的权力与商人的利益相结合为政府官员和商人谋取利益。

“政商勾结”的情况在当前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普遍存在。但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国的百姓普遍痛恨“政商勾结”，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共政府明确反对“政商勾结”，尤其是中共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官员家属经商，不准官员在民间私营企业持股，“政商勾结”也是中共中央政府查处重惩的重点，中共中央政府十多年来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查处重罚腐败官员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广，然而“政商勾结”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已经到了普通百姓无法继续忍受的程度了。

百姓无法继续忍受了，于是群体的“维权”抗争就越来越多。百姓无法继续忍受了，中共中央政府难得愿意忍受吗？中共中央政府一样无法继续忍受了，从理论上，百姓的群体的“维权”抗争同中共中央政府所反对的是同一个目标－－“政商勾结”，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中共中央政府关心的是政权统治。正面解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句话说的是共产党要提高为百姓提供服务的能力，然而所有的中国百姓都知道，这不是总书记胡锦涛要表达的意思，总书记胡锦涛“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真正想说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如果不能提高对共产党各级政府的控制能力，如果不能提高对社会各种力量的控制能力，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就会垮台，也就是中共组织的理论学习中说的，“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到共产党的“自身存亡”。

从共产党最高执政者的立场来看，“政商勾结”造成对百姓的侵害不是什么大事，百姓从来都是受共产党政府剥夺的，百姓怎么受剥夺，不同时期和不同政策条件下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不同时期，共产党剥夺百姓的形式分成暴力剥夺阶段、鼓动热情剥夺阶段、制度和法律剥夺阶段和通过共产党政府控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进行剥夺的阶段。共产党政府不剥夺百姓，共产党政府就不能生存，这是因为共产党政府不是一个人民授权代表人民的政府，这是因为共产党政府是暴力夺取政权并且用暴力维持一党独裁执政的政府。

同样还是从共产党最高执政者的立场来看，“政商勾结”造成百姓对共产党政府的不满也不是什么大事，过去共产党大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时候，理论上享受利益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对共产党政府满意过，中国的穷苦农民是帮助共产党取得政权主要力量，但是他们之后不但没有在打完“土豪”之后取得私有的土地，他们还被共产党政府的户口制度规定了只能当二等公民。现在共产党推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得到利益的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也没有对共产党政府满意过，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这把刀依然高高地悬在自己的头顶上，这还因为那些而从来没有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真正得到过利益的“无产阶级”已经忍无可忍地希望共产党政府把这把刀拿下来刺向他们的喉咙，他们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今后的自由和人身安全都没有安全感。如果共产党政府把“社会主义”这把刀拿下来丢弃，中国今天的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也许会对共产党政府比较满意，但是，“社会主义”这把刀写在《宪法》中高高在上，而且《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依然是多数暴政的代名词，而“无产阶级”在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总是大多数，因此少数缺乏《宪法》的保障，少数就没有长远的安全感。但是，无论如何，百姓对共产党政府的不满从共产党最高执政者的立场来看不是什么大事，对付百姓的不满，共产党政府历来最后的手段就是暴力镇压，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政府从来没有失败过。

共产党最高执政者的今天担心的不是百姓的不满，而共产党自身在“政商勾结”之中所发生的变化，从“政商勾结”之中，共产党各级政府的官员通过“权钱交易”得到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联的人就变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了，结果最觉得“社会主义”这把刀对自己有威胁的恰恰是这些人，他们是共产党内有权力的官员。由于共产党各级官员不再把权力用来替中央集权的共产党服务，他们用权力来替自己的私人利益和与他们有关联的人的私人利益服务，这就必然导致中国共产党中央集权被削弱，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在名义上还是一个整体，但在实质上已经是只为私人利益的目的而首先争取政府权力的群体，说到私人利益的问题时，各级和各地方的共产党官员私人利益不会相同，不会一致，不会统一，他们不但相互竞争，他们在遇到中央政府的政策不符合他们私人利益的时候，他们还敢于对抗中央政府，党听命中央政府一定会失去私人利益，而对抗中央政府还有可能保住私人利益的时候，他们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从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入党宣誓来看，中共各级和各地方的共产党政府官员，有几个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呢？

共产党自身在“政商勾结”之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共产党中央政府和为数应该不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最担心的事情，解决“政商勾结”对共产党中央来说真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事情，而共产党各级和各地方的官员并不如此担心，对他们来说，今天以在共产党内的权力谋取了经济利益，明天没有了共产党会更好，因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多数暴政的刀终于可以从头上拿掉，而只要有钱在手，只要周围的关系牢固，今后只要需要，他们可以通过金钱来获得权力。

因此，解决共产党各级和各地政府的“政商勾结”是共产党中央的当务之急，共产党中央政府的难处是：看着越来越普遍的“政商勾结”不解决意味着共产党要垮台，而全面镇压“政商勾结”又行之不易，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政府控制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而且还是一个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政府既然要控制，那就不能不用权力来干涉经济，但又因为私营经济和“市场”的存在，权力就必然同经济利益结合，因此摆在共产党中央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来解决“政商勾结’的问题：一条是把私营经济和市场压缩到没有明显地位的局面，另一条是对“政商勾结”全面镇压。

对共产党政府来说，上面两条路同时走，也就是“双管齐下”当然是解决“政商勾结”问题的最佳选择，但这是纯粹推理，实行起来却都有难处。

把私营经济和市场压缩到没有明显地位的话，不是中国的百姓同不同意的问题，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给不给巨大压力的问题，首先共产党内就不会通得过，这是因为刚才已经说到过的原因，各级和各地方政府的共产党官员早已是“政商勾结”的既得利益和继续希望从中获得更多利益的人，他们不在乎共产党中央所担忧的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他们只担心自己如何获得私人的利益和保持既得利益的安全。单独走这条路解决“政商勾结”是走不通的。

对“政商勾结”全面镇压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解决“政商勾结”，把人全面镇压下去了没有用，因为新的人同样还是会“政商勾结”，但是对“政商勾结”全面镇压以后再来把私营经济和市场压缩到没有明显地位，“政商勾结”的环境就不存在了，共产党中央所担心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共产党中央政府试图用其所控制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来打倒各级和各地方“政商勾结”的官员，同时比过去更加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如扶持国营企业的新政策和宏观调控等），但我们发现代表“政商勾结”的共产党官员势力足以让共产党中央的计划彻底破灭。胡锦涛中央政府原先的估计是：中国穷困和不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会支持其“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的论调，中国穷困地区的共产党官员即使也“政商勾结”能得到的私人利益也不如沿海发达地区的共产党官员那么多，因此他们这些“大多数”一定会站在对付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一边。结果胡锦涛的中央政府错了，中国穷困地区的共产党官员在面临“政商勾结”今后是“有或无”的时候，忽略了“多或少”的区别，他们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共产党官员在面临“政商勾结”今后是“有或无”的选择时，他们选择了“有”，他们没有站在沿海发达地区官员额对立面。

共产党中央政府试图用其所控制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来打倒各级和各地方“政商勾结”的官员的做法没有成功，发动一场类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把地方的当权派统统打倒，把“社会主义”人人物质平等的大旗重新树立起来怎么样？对胡锦涛来说，这也只能有限地尝试，至少目前只能慢慢来，走一步看一步，因为胡锦涛不象当年的毛泽东不但自己在军队和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他还有林彪、周恩来和康生等人支持他，这些人掌握着军队和特工系统，而胡锦涛虽然是军委主席却没有实质性地掌握军队，而掌握中共特工系统的人却并不同意中国全面走回“社会主义”道路。

从百姓的立场来看，“政商勾结”越来越严重，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忍无可忍，他们虽然不是为共产党中央政府所担忧，但他们集体起来针对“政商勾结”的抗争却和共产党中央政府的担忧“异床同梦”。而中国各地出现在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征地补偿和国营企业改制问题中的“维权”，有人称之为“维权运动”，几乎全部都是拿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条令作为依据，要求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的。这就是有人写文章说到的，今天在中国各地出现的“维权”，称之为“行动”也好，“运动”也罢，实际在起着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地位和中央集权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今天在中国各地出现的“维权”，有的很明显是同争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即“民主运动”相抵触的。

然而，无可辩驳的是：“政商勾结”总是不能不解决。“政商勾结”必须解决，但解决“政商勾结”不能预设“社会主义”前提，解决“政商勾结”不能不抛弃“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多数暴政而不保护少数的“社会主义民主”概念，解决“政商勾结”也不能不打破“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例格局。我们可以想象，等到“政商勾结”本身也变成了要“市场竞争”的那一天，“政商勾结”自然就会被“市场竞争”的机制限制到无足轻重的位置。

怎样使“政商勾结”本身也变成了要“市场竞争”呢？那就是中国实现全面的私有化和全面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那一天，当然，政治制度也随之要改变，那就是政府官员要在一各合适的规则下自由竞选，其中“合适的规则”必须是不包括“多数暴政”的规则，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的那一天。

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应该明白，他们所受到的利益伤害和应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问题出在政府官员的“权力”上，如果他们今天的“维权”让中央政府获得更大、更集中的“权力”，政府的“权力”结构并没有打破，“权力”依然在那里随时随地会伤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如果因为今天共产党中央政府的“权力”而得到自己追求的利益或者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今后还是非常可能因为共产党中央政府的“权力”而失去自己的利益和得到不到自己应有的利益。如果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能够看得远一点，能够看到政府官员的“权力”和维持“权力”重要性的制度是造成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的话，那么他们抗争的目标就应该是向着削弱“权力”重要性，而追求用一种新的制度来获得和保障自己的利益，这样才会一劳永逸。

追求用一种新的制度来获得和保障自己的利益就是争取通过选票让自己的利益在政府决策中有代言人，并且让政府的立法对自己有利，这就是要追求一个允许和鼓励全面自由竞争的民选的民主政府。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的“维权”现象是：皇帝是好的，衙门是混蛋，向皇帝要求帮助；或者，皇帝和衙门都是好的，衙役是混蛋，向衙门要求帮助，如果衙门不行，再向皇帝要求帮助，如果什么帮助也得不到，那么皇帝也是混蛋，最后一个个都是混蛋也许一点也不错，但问题也许丝毫也不能解决。“维权”人士应该看到的是：封建制度是混蛋，“维权”首先必须改变的是制度，制度改变了，谁想要当混蛋都当不了，混蛋少了，事情才有希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