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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开错药方: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03/27/07    吴庸    新世纪

谢韬先生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我以为,这个脉没有号准,病因没有找对。据此开出的处方,所谓“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就成了于症无补的药剂。

其实,欲张扬民主社会主义,完全用不着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西欧和北欧兴起的“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百余年来取得的成就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只要如实展现,自然会显示它应有的魅力。“人呼人千声不到,货叫人点首自来”,这是百姓切身体验。何必绕一个大圈子,首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来证明“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呢?难道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要证明它的正统原来是民主社会主义就足以使群众信服、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吴江先生指出:“我们面临着长久的严重的信任危机,过去的有些理论工作者已自动解除马克思主义武装;学校教学中最难开出的课程就数马克思主义课了,学生不愿听,教师活受罪;出版社见到马克思主义书稿就头疼,想各种借口推出门去;书店同样最怕进马克思主义书籍,因为它们很少有人问津。”(《炎黄春秋》2002年7月号21页)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企图靠它的“权威”论证民主社会主义正确性的思维方式,恐怕还是没有挣脱宣传“党文化”的那条轨道吧?

说到“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不能不看到,它的理论渊源是多元的。从费边主义、拉萨尔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等直到第三条道路,都对它产生过影响。它吸收多种民主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营养自己,从不断的实验和取舍中逐渐形成今日丰富多彩的“社会的民主主义”面貌。马克思主义只是影响它成长的思想资源之一,愈到后来这种关联愈疏离,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它明确拒绝。所以,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是有限的,它与其它思想资源的影响力比较是相当微弱的。

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当属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导言。恩格斯在导言中承认,1848年进行的社会革命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这是对社会革命的超前、冒进做的检讨。他进一步指出:“19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里说的“斗争方法”并非泛指“暴力革命”,而是指“在19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他从军事技术方面详细分析了“筑垒巷战”已经陈旧的状况。再进一步则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多数人自觉参加的,利用选举权和平地、合法地夺取阵地,进行议会斗争的方式被采用,并获得迅速发展。毫无疑问,恩格斯在导言中着重强调的是斗争方式从街垒起义转向议会斗争。他并未因此放弃暴力革命的信念。在导言中,他只是批评过去的街垒起义是“无准备的攻击”,“简单的突然袭击”,并未从原则上拒绝暴力手段。他认为,利用选举权凝聚起来的“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一支“突击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要决战的那一天。”他还声言,如果德意志帝国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社民党“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这就是他明确无误地坚持暴力革命信念的证据。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恩格斯在导言中着重突出了和平发展的可能,也预留了暴力夺权的准备。把这篇导言只看作对马克思革命理论截然相反的修正,是不是未能准确反映导言全貌而看走了眼?

导言正式发表前,德国国会正讨论“防止政变法”,该法草案规定蓄意用暴力推翻国家秩序或唆使用暴力行动破坏公共秩序将受到严厉制裁。社民党机关报《前进报》社长费舍商请恩格斯同意导言发表时将其中一些敏感字句删去,以避开官方寻衅追究。恩格斯虽然说尽可能考虑他的意见,但郑重声明:“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恩全集39卷401页)后来费舍私自将导言摘要披露,果然将一些暗示行使暴力的字句删去,引起恩格斯极大不满,他向考茨基诉苦说:“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马恩全集39卷432页)恩格斯这些自诉证实,他在导言中决没有只求和平发展而放弃拿起武器的权利。

导言引起的争议远未至此终止。相反,工人政党各派均企图从中引出对自己有利的论点。伯恩施坦在1898年9月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强调导言肯定“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从而断定“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这里的“灾变”是他对武装夺权的代称。卢森堡跟着在同一时间发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认为:“从导言的每一行都看得很清楚,他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一句话,恩格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作了指示。”她批评说:“伯恩施坦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使命的机关,这是他的权利。”普列汉诺夫于1900年也就此发表意见。他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说:导言“并不是一般地指责暴力行动,而只是指责为时过早的暴力行动,因此,这和那些无论怎样也要‘和平发展’的卫道者们的论据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他又说:“恩格斯在晚年对公开起义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相当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观点。”“恩格斯在晚年承认,在一定的形势下,合法的方法也可以获胜”。“恩格斯这一新的观点当然完全值得我们重视和尊重”,但它同暴力行动的作用并不矛盾。“正因为社会民主党不可能预见到工人阶级在争取自己的统治权时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所以它在原则上不能放弃行动的暴力手段。”上述三种甚至更多的理解一直争论下去,在三十年代掀起争论高潮,二战后继续漫延。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这些争论是为了说明,谢先生依据导言企图说明恩格斯晚年彻底推翻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倡导的暴力革命论,而赋予马克思革命理论以新的内涵,新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这一见解不过是在上述反复不断的争论声中增加了一个噪声音符而已。

不错,某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可能性,马克思就预言过。1872年他提出:欧洲大陆多数国家,暴力应是革命的杠杆,英、美甚至荷兰可能和平过渡。(马恩全集18卷179页)1891年恩格斯也曾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这是作为特例而作的估计,不是当作一般规律而作的总结。他在作出上述设想时接着就指出:“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马恩全集22卷273页)恩格斯说的显然是和平过渡在德国尚无可能,但到谢先生笔下却成了恩格斯“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意义”,因而做出“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的结论。这种明显歪曲恩格斯原意的论证方式是有愧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有的严肃态度的。

事实上,马恩二人终其一生,从未在原则上声称放弃暴力革命主张,恩格斯晚年改变为和平过渡与武装夺权两手策略,还是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主张。谢先生却说马恩“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这个“首倡者”,未免令人胡涂。查历史,早在1863年拉萨尔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时就推行国家帮忙建立生产合作社,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活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批判过拉萨尔,怎么马克思倒成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历史能这么编造么?

说来说去,也许以上所述种种都属细枝末节,颇有吹毛求疵之嫌。那么,现在回到本文篇首所说,欲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无需借助马克思主义“权威”。用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以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不仅无益而且露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双方的不相容性愈益明显。且不说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排斥“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社会主义”也在各说各话。1951年社会党国际一大通过的原则宣言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这项宣言的有效性一直延续到1989年社会党国际十八大,这次大会通过第二个原则宣言,规定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纲领上连“社会主义”也不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有自己的诠释。

社会民主主义生长和壮大在什么环境中呢?这是应当搞清楚的。远在1215年英国就通过了《自由大宪章》,规定国王必须守法、等级会议有权监督财政等,1295年又确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1659年通过《人身保护律》,萌芽了人身自由意识,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开始了人权保护。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意识在王朝统治下就这样逐渐形诸法律。1776年美国国会通过《独立宣言》,宣示“天赋人权”理念,1789年法国国会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布人类在权利上生而平等。这是18世纪人类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辉煌成果。与此同时,欧洲诞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诞生了德国与瑞士新教改革,点燃了自由主义火种。1645年到1649年英国掀起的平等派运动是第一批现代民主主义者,他们要求自由思想和自由辩论的权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使人民主权归于法兰西民族的声音响彻云霄。“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民主、自由、平等意识根深蒂固的基础上生长和壮大的。

还应看到,伴随这些政治的和法制的活动,近代先进思想家供献了卓越的智慧。从霍布斯、洛克开始,提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洛克论证个人自由的价值、它的不可剥夺性以及公共权力的来源,奠定了人的本体价值的基础。接着,密尔、边沁、康德等将自由主义理论加以发展,康德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指出了人本主义价值观。此外,卢梭的“人民主权”说是民主理论的近代典范,他的权力属于人民的理论规定了权力合法性原则。孟德斯鸠关于制止滥用权力的箴言:“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引出了三权分立的基本政治体制。诸如此类的思想家布满欧洲近代思想史画廊。自由主义理论和民主主义理论的奠基为社会的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共存提供了充分理由。“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正是汲取这些丰富的理论营而成长、壮大的。

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为它提供了什么思想的、政治的资源呢?1848年《共产党宣言》提出“暴力革命”主张,1850年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主张,于今已经黯然失色,还有多少人欣赏?企图借助马克思主义张扬民主社会主义,恕我直言,请原谅:只是妄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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