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当年拿“六四”绿卡的人其中之一。

我当初只算是一个普通的自费留学生，六四北京天安门广场开枪杀了人之后，作为学生，感觉有人开枪要杀自己似的，一看中国学生要去休斯敦中国领事馆抗议，就去了。那是公费留学生组织的，平时我们几个自费的和他们来往很少，但抗议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他们扛了一面五星红旗去抗议的，有休斯敦的华人（应该不是香港人就是台湾人）对五星红旗说了闲话，说什么我现在不记得了，但也没有排斥，他们也参加了我们学生的抗议活动。后来学校有了学自联，也是公费生他们为主的，有人来找我参加，我就参加了。

后来突然听说只要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在90年4月1日前在美国的，就可以申请工作许可，我打听确切之后，决定停学，拿着工作许可去找工作挣钱了。在休斯敦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就到了纽约，我纽约的朋友是跟着王炳章搞民运的，我也就变成其中之一了。

到了纽约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才宣布我们可以申请绿卡，大约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把我们叫作是拿“血卡”的人了。我没有参与过争取“血卡”的活动，我只是一个受益者，我们当初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感谢老布什，也感谢那些比较会争取利益的公费生背景的学自联的头头们，但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欠谁的，尽管没有人失去不会有我们的得到，但我们的得到并非是从那些失去的人身上得到的，而且我们得到几乎是一种偶然的运气，失去的人并没有替我们争取过美国绿卡。

回忆1993到1998这段时间，我确实对“民运”不感兴趣了。王炳章多次找我，我都只是有兴趣听听，没兴趣参与，我认为，海外的“民运”，已经完全成了台湾的事情了，还叫“大陆民运”，但根本脱离了“大陆民运”本身，连王炳章我也不信他。学自联就是台湾非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搞，结果几年下来就名存实亡了。王炳章找我捐款过，我拒绝得很干脆，我说：“民运不是靠台湾给钱的吗？”我不捐，我认为谁搞民运都是从台湾拿钱替台湾的利益服务的，要我拿钱出来替台湾服务干什么？不捐。

王炳章解释了许多，我打听下来王炳章还在继续争取台湾资助，我就没有兴趣了。所以，很长时间我和民运无关。那段时间，我和石磊有来往，他也不活跃，他和王炳章很近，他告诉我王炳章也不把全部精力放在民运上，大家都在设法发展经济。1995年我听说王炳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公开揭露台湾控制大陆民运的情况，1997年策划正义党成立，石磊明确告诉我这一次是要成立一个真正的，不受台湾控制的中国大陆民运团体。我没有太相信能成，但同意加入，挂个名，不公开。直到2001年，石磊告诉我，正义党可能要“内斗”，因为“三民主义大同盟”做通了傅申奇工作，傅要宣布正义党“接受三民主义大同盟的领导”，石磊说他坚决抵制，可能正义党需要开会投票，他希望我能站在他一边。我好像有点热血沸腾了，我决定台湾的这种作风令人恶心透了。会后来没有开，傅申奇突然辞职了，事情就算了了。

这是我在一段时间里为什么拿着“血卡”却不参与和支持海外民运的原因，我相信，我还比较接近和了解正义党这样的组织，许多拿“血卡”的人没有我这种机会，他们也许找不到他们愿意参与的海外民运组织和有关的活动。他们之所以不参与、不积极、消失了，我想，我在1993年到1998年的想法，大家可以参考。

我拿到绿卡之后回过国，几乎什么都不习惯了，96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在美国已经退休了，也没有“叶落归根”的打算，我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民运，但我只会对正义党这样的民运团体感兴趣，我不会对任何投靠台湾，无论是不是“权宜之计”，有任何兴趣。一是一，二是二，中国大陆民运就是中国大陆民运，其他解释我不要听。

希望此文能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些“血卡”得益着，人数大约有6万当初的学生，对今天的海外民运，总体是失去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