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易暴”的革命轮回

一场以本土化及议会民主化为目标的光荣革命，正席卷着今日的台湾。外来政权正在蜕变成本土政权，已往的威权不再灵光，人民大众、大资本家、以及中、小企业主，一律要求民主，民进党和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无不要求民主，即使连郝柏村、李焕之流最最反动的外来政权残余份子，也竞相要求民主。

尽管既有南腔、又有北调，这毕竟是一场热闹无比的民主大合唱。尽管既有笑科、又有武打，这毕竟是一场伟大的不流血革命。

然而，历史上不乏其它伟大的革命。

中国的辛亥革命不能说不伟大，但是，取代满清外来政权的却是割据称雄的本土军阀。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不能说不伟大，但是，取代军阀割据的却是吸取民脂民膏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国民党政权。中共的农民革命不能说不伟大，但是，取代国府的却是集权统治的官僚阶级。

俄国的十月革命不能说不伟大，但是，取代沙皇的却是以斯大林主义为特色的官僚集权统治。当代俄国人民光荣结束苏共统治的革命不能说不伟大，但是，取代苏共铁腕统治的，大概脱离不了资产阶级的金权政治。

美国的独立革命不能说不伟大，但是，取代日不落国殖民统治的却是资本家及种族主义者的“民主”政治。黑人经过一、二百年的斗争，才取得与白人同车共座的机会，才取得与白人等值的投票权。而一般大众，至今却还跳不出资产者的手心∶虽然拥有与资产者一样的选票，却也只能在以资产者为后顿的主要候选人名单中加以圈选，而听任这些当选人替其背后的老板们卖力。

历史上所有这些伟大的革命，并没有解放社会上的广大被压迫者。相反地，一家、一姓的旧专制，被另一家、另一姓的新专制所取代了；居于少数地位之旧阶级对于人民大众的压迫，被另一个同样居于少数地位之新阶级对于人民大众的压迫所取代了。被压迫者不管是被强迫还是自发地在如火如荼的战斗中献身卖命，到头来仍然归位于被压迫者。──革命竟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脱不出“以暴易暴”的历史轮回。

我们敢预言，在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程度工业化的国家，只要封建性的威权政权一命呜呼，取代其统治的，终将是资产阶级的金权政治。全世界已有不少国家有过这种经验。和台湾革命最相类似的美国革命，就使政权本土化，也使政府议会民主化【注一】；而其结局则是∶资产阶级运用它所取得的“民主”及“自由”，玩其金权政治，填补权力之真空。而人民大众虽也“平等”地拥有一张选票，却选不出能够真正为他们伸张正义的民意代表。【注二】不管咱们喜欢与否，台湾这一场光荣革命所会带来的，注定是资产阶级的金权政治。

然则，革命真的永远脱不出这种“以暴易暴”的历史轮回吗？也就是说，被压迫者永远出不了头吗？

§§超脱轮回的两个充要条件

要煮好一道当归鸭面线，首先必须拥有当归、鸭、及面线。如果上述三样不是样样俱备，多厉害的厨师，也煮不出这道菜。可见，当归、鸭、及面线，乃是烹煮当归鸭面线的必要条件。但是，有了这些必要条件，并不保证你可以煮出一道当归鸭面线∶也许你煮出来的只是当归鸭、当归面线、或鸭面线，甚或是当归鸭面糊。即使你煮出一道当归鸭面线，也未必是一道上乘的当归鸭面线。这就牵涉到你烹调手艺的高低了。

可见，要煮好一道上好的当归鸭面线，不但要有必要的条件──当归、鸭、及面线──，而且要有适当的方法──烹煮这道菜的好手艺。

同样地，每一个社会都有它一定的物质条件，这些条件制约了变革的可能范围，只有在这个可能的范围之内，革命家、被压迫者才能一展雄才。任何超越这个范围的企图，到头来都只能是一些乌托邦的空想∶在一个只能提供奴隶制度的社会中，革命家、被压迫者无法把它塑造成比它来得先进的封建社会；在一个只能提供封建制度的社会中，革命家、被压迫者无法把它塑造成比它来得先进的封建社会；同样地，在一个只能提供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中，革命家、被压迫者也无法把它塑造成比它来得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注三】

当然，即使社会条件提供了被压迫者出脱（台语：有破茧而出的意味）的可能性，被压迫者能否出脱，能否很好地出脱，还要看推动这一场变革之革命家的方法高明到什么程度了。

咱们不希望台湾即将来临的另一场革命，也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一样地沦于“以暴易暴”的轮回。不过，希望归希望，能否达成还决定于台湾的社会条件有没有提供咱们这么一个可能性，以及是否存在着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革命的群众从此超脱这个轮回，走上自救的康庄大道。

然则，台湾的社会物质条件如何呢？

§§彻底民主的条件已经具备

由于工业化的结果，为数众多的农村子弟，已经从闭锁的农村，涌入讯息交流非常迅速、广泛、而又频繁的开放的都市。即使在以农村为主的非都市地区，也由于交通的普及和传播媒介的无所不在，而变成都市的边缘地带。

由于全民性的“民权”教育──尽管它含有大量虚假的成分──，由于本土性的民主运动的冲击，由于不间断的选举运动的历练，更由于人民亲自以游行、示威、罢工等等行动，撼动外来政权的统治基础，台湾的统治集团不得不本土化、不得不民主化。这就使得人民逐渐意识到“民主天经地义”及“参政理所当然”的道理。

此外，民众到外国参观旅游的普遍化，以及长期居留外国之侨民的大量回归，都大大提高了民众的世界规模的认识。

其结果是∶在威权政权体质败坏的过程中，群众运动在各个领域──学生、劳工、环保、妇女、原住民、以及本土文化等等领域──中，无不一一兴起。连一向被独裁政权用来宣达政令、控制人民的机制──里民大会──，也颇有一些自主地行动起来，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奋力一搏。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水准的被压迫者∶人口众多、教育普及、认识广博、意识强、意愿高、力量大。而它们所身处的台湾又小得象一个都市。

在这样的条件下，台湾的被压迫者当然有可能运用他们手中已经拥有的民主、自由、以及平等，来进行永续革命（permenent revolution），克服金权政治，逼向彻底的民主了。

§§被压迫者的心态

那么，办法在哪里呢？

为拟订对付办法，咱们必须确定台湾被压迫者的问题及其关键何在。而为确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咱们须先考察被压迫者的一般心态。

事实上，压迫者对被压迫者，除了加以压迫、役用外，还加以剥削；而且，除了物质的剥削之外，还有精神意识的剥削。比较隐晦而又严重的乃是精神意识的剥削。因为它使被压迫者（一）或者不知道他们正在遭受压迫【注四】，（二）或者知道被压迫而找不出被压迫的真正原因，找不出背后的真凶【注五】，（三）或者知道被压迫的原因却找不出解除这些压迫的可行办法，最后不得不接纳“受压迫没有什么了不起”、乃至“压迫有理、被压迫活该”的观点而达成其心理上的和解。【注六】

这种精神意识的剥削，使被压迫者变成物品，变成商场上［具有劳动力、会说话］的商品，变成追求个体利益的动物。【注七】比较“积极的”，便设法改善自己的现状，力争上游，通过学历、事业、赚钱、及做官的途径，使自己跻身压迫者集团，以对别人的压迫来报复从前被别人的压迫。比较“消极的”，便对一切压迫逆来顺受，做一个只求不为自己惹来麻烦的顺民。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些人竟对自由发生恐惧感，甚至享受起被压迫的快感！【注八】

被压迫者集团的多数人，就这样子变成了没有知觉的、无力的、以“使自己上升为压迫者”为目标的、及／或阿Ｑ心态的顺民。这些人未必觉得自己被压痛苦，有的甚至因而感到快乐无比，并对压迫者感恩图报。

当然，不管压迫者多厉害，被压迫者集团当中，一定会有少数人由于意识到被压迫的事实而深感痛苦。他们不愿意再沉默安分，而要声喊出来；他们不愿再奉命行事，而要自做主张；他们不愿意再模仿成规，而要自我创造；他们不愿意再驻足旁观，而要主动进取。换一句话说，一定会有少数人对于本集团所受的压迫及剥削感到痛苦及不满。这些人在找到被压迫、被剥削的真正原因之后，进一步〔自以为〕意识到变革现状所会遭遇的困难，同时〔自以为〕找到反抗压迫、剥削的方法，并着手进行革命，意图解放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占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者集团。

然而，即使在这一小群革命者当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些人所接受的是压迫者所提供的教育，这些人所身处的是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流行的社会，而他们所用以反抗压迫者的手法，又往往是压迫者用来统治、支配他们的方法的翻版。换一句话说，他们受到压迫者精心设计、刻划、雕塑出来的社会现实及意识形态的严重污染及制约。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深深地铭刻在被压迫者的心上，使得被压迫者尽管非常反对压迫者的思想及行动，而其本身的思想、心态、以及〔言谈及行动之类的〕行为模式，却与压迫者一模一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人民响应这一群革命者的号召并献身出来，联手把压迫者推翻以后，这一群革命者就自然而然地在一夕之间变成新的掌权者、新的统治者、新的压迫者、新的剥削者！或许在统治的细节上面会有点滴的改革，但其压迫者的心态，基本上也和他们所推翻的前任统治者没有本质的差别。【注九】

这种看起来属于人民、以人民名义推动的（of the people）革命，实际上出力卖命的是人民（by thepeople），而结果，革命的利益却归于领导者（for the leader）。这绝不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充其量只能是私人革命（private revolution）。

可见，这一小群革命者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在从事革命、从事一场有力的正义斗争、目标是要解放一切被压迫者。而客观上，其结果却不免沦入“以暴易暴”的历史轮回。这种有力感是虚假的有力感。这种革命只能是一种幻觉。人们不可能通过这种私人革命来达成大众的解放。【注十】

§§要超脱历史轮回群众必须自救

以上的讨论应该足以说明这两点∶（一）彻底民主的实现不是任何时、空的社会都可以达成的，而它所非有不可的必要条件，在今日的台湾已经具备。（二）彻底民主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伟大的反对党的夺权来达成；它还需要一种群众自救的机制，正是通过这种机制，革命才能超脱“以暴易暴”的历史轮回。

哪一种群众自救的机制呢？咱们不妨从底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一）革命者、（二）群众、及（三）通往彻底民主的过渡。

§（一）革命者的自清

革命不可能是第三者对被压迫者的施舍，群众必须自救。然而，群众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忽然自觉起来、忽然行动起来，它的启蒙、它的引发、它的引导，在在需要革命的精英。然而，正如上文所述，革命的精英无不或多或少地浸染了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即使在反抗压迫者的时候，也不免亦步亦趋地效法着压迫者──这样的革命者怎能启蒙、引发、引导群众呢？

难，非常难，但是绝非无救。

首先，革命者必须自省，认识而且承认∶即使是象他这样一心一意要革命的人，其心灵也或深或浅地烙印着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在革命的过程中，他很有可能会在无意中不自觉地、有样学样地踏着压迫者的足印前进；在推翻统治集团──大抵是用选票吧──以后，他很有可能跟他今日所反对的压迫者一样地压制人民群众。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革命者必须经常努力地排除潜藏在他心中的压迫者的阴魂。具体地说，革命者必须经常从各方面来自我考察，尤其是来自敌人或竞争之对手的批评和攻击，看看自己是不是在无意中模仿了压迫者的作风办事∶我的心胸狭窄如压迫者吗？我象压迫者那样压制不同的意见吗？我象压迫者那样迫害政治异己吗？我象压迫者那样优容、包庇犯错的同志、并用谎言替他解围吗？我象压迫者那样施行家族统治、专制统治、或特务统治吗？我象压迫者那样运用不成熟的逻辑观念来思考、来作决策吗？……──用这样严格的自省，用最大的决心，把统治集团留在咱们内心里头的阴魂驱赶出去！

这件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可就既不简单、也不愉快了。因为，咱们这一颗被污染的心，往往自以为洁净无比，对于自己所做的坏事，往往可以找到一打以上的理由来替自己辩护，从而妨碍了自省的工作。譬如说，当自己受到批评时，咱们会冠冕堂皇地认为这种批评不利革命而予以封杀。此时，咱们往往自以为理直气壮，而无法看出自己象极了压迫者。

革命者的纯净化不能光靠自省，他还须要设立种种制度化的大众监督机制，使群众畅所欲言，随时随地揭露革命者有意无意的劣行，并且通过有效的管道加以警告、制裁。

自省及大众监督机制的运作可以助使革命者个人逐渐摆脱压迫者的阴魂，使革命者纯洁起来。这两个办法同样必须扩大而应用于革命者所属的组织，以及整个革命阵营。只有当这个自我清洗的过程有效达成时，台湾才会有一个真诚而又纯洁的革命领导，咱们才能在推翻统治集团之后，踏出正确的第一步──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在取得政权时，站在领导地位的革命者及其成员的纯洁性，将深刻影响其后台湾变革的走向和速率；因为，夺权以后的社会面对统治集团的复企图，一定是动　不安，广泛的民主不可能在短期间内一下子付诸实行，领导者一定程度的专断是避免不了的，这就使得领导者的纯洁性，不能不起其极端重要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二）群众的启蒙

有了真诚而又纯洁的革命领导者集团，政权更新之后，才有可能走出比较正确的第一步。然而，革命的动向，则主要决定于台湾社会本身的条件，尤其是台湾人民本身的政治觉醒度。换一句话说，领导者主观上的思想、言论、以及行动，只能或大或小地影响变革，而不能对它起决定性的作用。包括领导者相当专断的第一步在内，变革的动向将严重地受着台湾社会条件的制约。假如群众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觉醒，领导者比较不敢或不会踏出歪离正道的第一步，而且，即使这第一步踏歪了，群众也会有意愿及能力把它拉回正道。假如群众的意识未开，在争取更新政权的过程中基于革命需要而被有意无意地推到极崇高地位的领导人，即使不想神化自己，不想搞人治，大概也一定会在人民的膜拜下，陶陶然、飘飘然地自以为是高人一等而大搞其人治了。【注十一】

可见，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不只须要准备更新政权，而且要步步为营地构筑基础，给新政权提供有效推动彻底民主的前提条件──群众的普遍意识化。也就是说，革命者除了藉自省及制式监督来清洗自身之外，首先还必需启蒙群众，使群众自觉起来，使群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社会意识、以及行动能力。一句话，就是要做好群众的“酝能”（empowerment）工作。【注十二】

通过这种“社会—文化革新”（socio-cultural reformation），部份──即使是少数──的群众得到酝能，有了能力，参与了革命，终于达成了“政治夺权革命”（politicalpowerrevolution），而更新了政权。由于此时台湾已经拥有一股自觉的民众所组成的社会势力，当领导者有诚意、走正道时，这股势力便成为建设新社会的巨拳，如果领导者缺乏诚意而背离革命的理想，这股势力就可以产生有效的监督作用，钳制领导者，必要时，甚至更新这个领导者。

政权更新后，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运用已经掌握在手中的国家机器及国家资源，从事一场普遍的“社会—文化革命”（socio-cultural revolution），全面地洗清多数人民心中那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阴魂，使这些名义上是社会主人、心态上还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小老百姓的多数人民得到“酝能”（empowered），使他们提高自己的社会意识及文化水平，使他们逐渐摆脱被动，逐渐参与政治，并通过政治参与，摆脱名义主人的身分，堂堂正正地遂行起社会主人的权利。

只有在社会—文化革命的基础上，人民才会有能力一劳永逸地防止社会公仆的转化成为骑在人民头上、向人民喝起喝倒的官老爷；才能全面而且深刻地展开一场波澜壮阔的、全面性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改造工作”（socio-cultural-economical-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从这里可以看出，没有人可以把民主恩赐给不自觉的人民，只有当人民自觉了，人民才有可能真正而且久远地掌握民主，并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解放。

可见，革命乃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乃是人民必须亲自动脑筋来想、动手来做的事业，别人是无法代劳的。既然如此，催生这场真正革命的工作秘诀只能是如此∶它不在于“替”人民或“为”人民（"FOR" the people）思考，把自己思索出来的锦囊妙计灌输给人民，叫他们囫囵吞枣地接受，叫他们依样画葫芦地照办，而在于和人民“一起”（"WITH" the people）思考，使人民在思考中得到革命者的启发，逐渐掌握思考的方法，也使革命者放下身段，向群众学习；它不在于“替”人民、“为”人民工作，而在于和人民“一起”工作，使人民在工作中得到革命者的启发，逐渐掌握工作的方法，也使革命者验证并丰富自己的工作方法；它不在于“为”人民生活，而在于和人民“一起”生活，使人民在生活中得到革命者的启发，逐渐理解生活的意义并提高生活的品质，也使革命者深入群众、融入群众、了解群众、从而有效地和群众“一起”思考、“一起”工作。──当人民学会自己思考时，他们便能分析自己所面临的一切新形势，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当人民学会自己工作时，他们便可以很好地把自己的构想、方案付诸实行；当人民学会自己生活时，他们便会堂堂正正地过其社会主人的生活了。只有这样子，人民才算真的站起来，人民才能消除一切压迫及剥削，而强有力地解放自己。

假如不这么办，革命者好心地处处代劳，“替”人民思考、“替”人民工作、“为”人民生活，则人民在革命的过程中没有得到锻练，即使政权更新，人民照样不会思考、不会工作、不会生活，人民只能照旧做别人的信徒、做别人的跟班，把自己的前途完全寄望在领导者的善意上面，而做不了主人。于是，新的压迫者取代旧的压迫者，人民所争取到的，充其量只能是形式上的民主、半吊子的民主。这样的革命只是一种幻觉，彻底民主的革命目标达不到，革命落入“以暴易暴”的历史轮回！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革命的过程，根本就是一个最大规模的教育过程，而革命所要求的教育必须能够达成革命者与群众互相启发、互相教育的功能。这就要求用鼓励质疑的对话式教育取代填鸭式教育，用脑力激荡式（brain storm）的自由讨论来取代教员对学员的传统式的单向传授。当人民大众敢于质疑、敢于思考、敢于献策、并且能够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事反思、验证方案、辩证理论时，人民的能力就得到提升、得到充实，进而善于质疑、善与于考、善于献策、并善于行动！

总而言之，革命少不了精英份子，但是精英主义却是要不得。【注十三】精英必须和人民一起思考、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并且必须采取对话式的教育，与群众在实践中一起酝能、一起达成群众的自救！

【附注】

一、政权本土化及政治议会民主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民主”革命，而这个时期的民主任务，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有永续革命才能有效地加速催生“彻底的”民主制的前提条件，并最终达成全民民主。

二、民主、自由、及平等∶资产阶级要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就要借助于民主、自由、及平等。这些虽然还不是彻底的民主，却也给人民大众提供了大好的条件，来进行下一阶段革命的准备工作。因此，咱们绝不可以敌视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在揭露它的表面性、片面性、以及虚伪性的同时，全面地加以利用，来为彻底的民主制铺路。

三、社会革命有它发生的必要条件∶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挥它的进步性，而社会的进展迫使它变成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旧形式，才不再适应社会的新内容，于是，社会主义便顺理成章地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十月革命以来，苏联、中国、以及东欧各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走过上述的历程，而各该国家的一些社会主义革命家，却想人为地强行跳过资本主义的“成—住—坏—空”的过程，主观地推动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大家所共见的∶这些革命家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面强行培植起来的社会主义树苗，敌不过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一棵一棵枯死了，取代这些枯木的，就是资本主义的树苗。有人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证明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破产。笔者认为正相反∶它证明后者的威力。而现实的问题在于∶当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既不愿随波逐流，也不想流于空想，他应该怎办？

四、被压迫者不知道他们正被压迫∶举三个例子为证吧。（一）颇有一些人真的相信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国语，而台湾的国语应该是北京话，同时，在台湾的校园及正式场合禁绝一切本土语言，不但是政府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二）颇有一些劳工自认无权罢工，警察可以肆意制裁罢工的工人，而在与外国厂商从事国际竞争时，应该退让牺牲的不是资方的利润，而是劳工活口的工资；虽然这些乃是对工人的压迫及剥削。（三）颇有一些人真的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曾经在中国打败过国民党政权，它就对台湾拥有主权，而且这个主权已经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全是一派胡言──，因此，台湾人民无权自决独立，如果台湾独立，中国当然有权动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乃是一种民族压迫。

五、被压迫者找不到真凶∶有些人知道自己遭受压迫，但却认为压迫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社会现象，要不然就把压迫的原因归于警察水准太低、治安人员枉法、特务人员徇私、党工人员揽权、……或者统治者被小人包围。总之，他们只看到压迫的表面、支末，而看不到压迫的根源；他们只看到奉命行事的刽子手，而看不到刽子手背后的真凶──外来或资本统治集团。

六、被压迫者接纳“压迫有理”的观点∶被压迫者一方面缺乏分析的能力，二方面害怕因为反抗而成为政治犯，往往全盘接受压迫者灌输给他们的观点，从而认为政府长期压低粮价、牺牲农民的利益，是为了工业化，政府压制工人的组织及罢工，是为了治安、为了发展台湾经济，政府打压台独份子及其思想，是为了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台动武，而所有这些都是合理的措施而不是压迫。这样想，被压迫者就觉得心安理得了。

七、被压迫者变成物品、商品、及追求个体利益的动物∶在资本家的眼中，工人乃是一个和机器一样会带来利润的物品，如果用一台机器可以取代二十个工人而绰绰有余，资本家会毫不迟疑地辞掉二十个工人以便使用这台机器，如果别的工人〔譬如外籍劳工〕叫价较低，资本家会毫不迟疑地转而购买这些工人的劳动力∶这就使工人变成物品、变成商品。而工人竟然不知道合作争取集体的利益并进而合作改造整体社会，使他们回归人的地位，却反而削价〔指降低工资〕求售，成为不折不扣的、纯粹只知道追求个体利益的动物。

八、被压迫者变成顺民、对自由发生恐惧、对被压迫产生快感∶有“二．二八”经验的老一辈台湾人告诫其子弟不要参与政治，就是被压迫者变成顺民的现象。颇有一些人认为如果劳工可以自由罢工、人民可以自由批评政府、台独份子可以自由宣传其理念，天下必将大乱，因此，自由要不得！这些人对自由产生恐惧感。更有人认为∶要不是政府强迫施行国语教育，语言怎能统一；要不是政府压低粮价、压制劳工，台湾的经济怎能起飞；要不是政府把异议者当作政治犯加以逮捕、加以监禁，台湾哪会有今日的安定；──他们对于压迫竟然产生丝丝的快感！

九、革命者在夺权后变成新的压迫者∶斯大林主义者对待异己的无情整肃，与沙皇何异？毛泽东“句句真理”的一意孤行，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差不多，而取代毛泽东的邓小平，也乐于南巡北游、颁发圣旨，宁可依靠自己的灵光的脑袋，不愿诉诸人民大众，成了另一个毛泽东。而中共领导人对越南的“惩罚”以及对台湾的不肯作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又与封建帝王的霸权主义有什么不同？即使在咱们自己的独立运动史中，咱们也亲眼目睹了满口“反特权、争民主”的革命家，利用他们“执政”的机会，不守行政中立的原则，用尽办法舞弊并操纵选举，以图主席席位不落入异己手中。而大家所深寄以希望的民进党中，也有人利用人头党员来使自己顺利通过党内初选，也有人买票、内斗……。正如资产阶级民主比封建制度进一大步，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也将是一大进步。然而，只有当被压迫者做好下文所提到的准备工作，民进党才不会再成为一个新的压迫者。因此，咱们一方面要支持民进党来粉碎封建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民进党的蜕变成新的压迫者。

十、革命者无异于压迫者∶台湾的革命者毫无例外地接受了一、二十年的压迫者钦定的教育，在风气败坏的台湾社会混度过漫长的日子，耳濡目染压迫者的一切作为而潜移默化，有的甚至和压迫者同过流、合过污。台湾统治集团的丑恶心态，几乎原版不改地印在他们的心上，甚至进入他们的潜意识。因此，这些人尽管在主观上自以为是在拯救人民，是在推翻压迫者使人民摆脱压迫及剥削，其实，他们办事的心态和作风，却和统治集团不相上下──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压制异见，但是他们也在压制他们眼中的异见，不但封锁异己的言论，不让他们公平地运用大众讲坛，甚至在背后放谣言、放冷箭。这些革命者平时往往开口民主、闭口多元价值观，一旦被人批评，就把这些理念忘得一乾二净。──可见，有些革命者尽管在心里头、在口舌上最反对独裁统治，他们的心态却象极了这个统治集团。单纯地、或者主要地依赖这些人来策动革命，即使有朝一日真的把压迫者推翻，则人民可望看到另一个独裁政权的上台。这只能算是一场私人革命，超脱不了“以暴易暴”的历史轮回。

十一、革命领袖被无知民众神化∶革命必须集结群众的意志，在统一的领导下才能有效摧毁统治集团。基于这个需要，革命组织及其群众会逐渐把他们的领袖塑造成三头六臂的人物。这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事。革命成功后，问题就来了。试想，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的开国庆典上高声宣称什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他看到的是百万人民对他的顶礼膜拜，他听到的是百万人民对他的三呼万岁。这时，真正站起来的，不是亿万的中国人民，而是毛泽东本人和他身旁的战友同志！后来他又听到人民对他的歌颂，说什么毛泽东是东方的红太阳，而他的话字字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时的毛泽东如果不因而踌躇[ㄔㄡㄔㄨ]满志、得意忘形、而顾盼自雄、并自以为是神的话，那才是天下的第一怪事呢！可见，毛泽东的神化，在当时中国人民的低水准的条件下，毋宁是自然而又必然的事了。把主要的责任放在毛泽东的个人野心会起误导作用。台湾独立运动也已产生了三、两个半神，其道理同上。

十二、群众的酝能（Empowerment）∶象酿酒一样地使群众作为社会主人的“能”力──思考能力及行动能力──逐渐“酝”酿出来。这是群众自救的不二法门。任何群众运动都不能单单注意个别诉求的达成，还必须使其行动具有给群众酝能的功能。

十三、精英主义∶有些精英份子认为被压迫者值得同情，又认为他们无知，便替他们设想，替他们行动，想把自以为最好的理想制度奉献给他们。它的特色是代劳、服务、救济，而非启发、教育、酝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