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心目中，“外交”、“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领导人或外交家的个性没有太大关系，它们是由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或影响的。更多的人可能认为，人的心理――不论是政治家的心态还是普通百姓的想法――也不会对上述情况有多大改变，因为“形势比人强”，“人心所向”总是基于、对准和跟随“大势所趋”。在中国，这类看法也许更加普遍，因为“外事无小事”的提法历来是人们必须遵循的心理准绳，外交和世界问题属于“国家大事”的认识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学术界理论界几乎从来没有尝试过争论个性、心理或者广义地说人性对外交及国际关系的作用。

　　与上述看法不同，本文作者认为，人性的方方面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和一般人的心理，对各国外交的塑造及国际政治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国际关系看上去混沌不清、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表象，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家、外交家的个性决定的；大众的心理和传媒的介入，也使实际的过程及真实的利益易受各种夸张和扭曲。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从机械力学的角度加以评说；毋宁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的和复杂易变的世界。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讨论国际关系中的个性和心理因素的初步框架：我们首先检索有关这一领域的理论文献，看看它们的各自观点和启示；然后，探讨若干理论逻辑或者说定理的有效性，看看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差别中出现的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最后，分别从领导人的个性和一般人的心理两个层次，着重论述人性对外交和国际关系带来的某些后果，特别是所谓“不确定现象”。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期待的，并非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只是拉出某些可供进一步研讨的线索，或提醒人们注意被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忽略的地方。

一，理论文献：检索与提示

　　国外研究者在本文探讨的领域已有广泛涉足，虽然还谈不上有共识的、系统化的权威见解。这里仅列举若干角度和观点，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也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反映出个性探讨和心理研究的倾向：

――政治中的人性论。英国教育家和政治家沃拉斯就曾经批评过政治学研究“只见物不见人”的缺失，强调了研究政治中的人性的重要性。他的名作《政治中的人性》（1908年版），可以说是这位英国人克服传统缺陷的一个身体力行的重大成果。他在书中指出：“对一个一、二百年前的政治思想家来说，现在唯一缺少的一种研究方式，是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研究政治。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从柏拉图、边沁到米尔，都对人性有独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为思考政治的基础。但是，现代的政治学论文，无论探讨制度也好，讨论财政也好，没有一篇具有像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那样的开场白：‘大自然把人类置于痛苦和快乐两位主宰的统治之下’，也没有一篇具有像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大前提’，即‘人人都想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更多的财富’。在大多数作品里，人们甚至无从知道作者到底是否有意识地拥有任何人性的概念。”沃拉斯批评道：一方面，“分析政治的人仅仅分析体制而避免分析人”，另一方面，“现代的心理学教科书充满了无数从家庭、学校、医院以及心理实验室汲取的例证，但对政治几乎不提；。。。。。。社会学对政治学的影响至今仍微乎其微。”他不仅着眼于“破”，而且实实在在地进行了“立”的工作。沃拉斯在自己的著作里，开创性地探讨了一系列重大命题，如与传统的“唯理智论”相对立的“政治中的冲动与本能”问题，“政治人的非理性推理”问题，“政治和政治家的道德”问题，“官员的无意识”问题，“人的视力、记忆力与民族的同一性和认同感”问题，等等。《政治中的人性》，可以被视为近八十年来以人性角度探索政治现象和国际关系行为的开山作和经典之一。

――“人类动物园”的类比。持这种看法的人（比如英国动物学家Desmond Morris）认为，以动物学观点研究人及人类社会，可以发现人的遗传本能在今天的都市化社会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现代人类仍然是当初的原始部落人。正如动物园里受监禁的动物一样，人类也处于一种受监禁的状态，受制于自己的本能及思维编织的罗网。所以，现代人类社会实际是一所庞大的人类动物园。研究者同时发现，人类划分“已群”和“他群”来自人类的生物本能，但人类以族群划分的状态更严酷，也造成了更多的自相残杀悲剧；由于原始部落规模小，而且有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这种划分己群、他群的本能很少酿成暴力冲突。人类发展成超级部落后，人口膨胀，活动空间减小，加之超级部落间发展的不平衡，为一部分超级部落提供了以强凌弱的条件，因而造成民族间的战争与种族间的歧视。这种将他群视为异群的过程，被莫里斯描写为“自行兑现的预言”。

――社会生物学。这种观点认为，不了解人类行为的进化和遗传，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人类生活得以组织的内在原理。“聪明的办法是先从行为的生物基础开始。”社会生物学家研究昆虫、动物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的遗传根源，并力图找出个人的遗传基因同社会进程、社会之间的联系。有些研究人员指出，一切有机生命都有特定的基本生物需要，依其物种的特点而定；其中，人类社会成员的生物需要最为复杂。世界上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用于满足基本的生物需要，而人类的生物需要很快转变为更高一级的、往往更难满足的心理需要，如归属感、自尊心和荣誉感及个人抱负的实现等等。人类社会中诸多政治、经济的竞争与冲突，大多是由于为满足生物和心理需要的物质需求量超过供给量的缘故。著名的达尔文进化论，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凡是产生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生物进化模式的理论，都必然得出大自然“残酷无情、弱肉强食“，以及”暴力侵犯与战争在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结论。不少人认为，适者所以生存，还部分取决于它们在冲突环境下保持互助与合作的本领。

――“攻击本能说”或“人性本能说”。为什么某些个人的行为特别富有攻击性？为什么国家会发动战争？一些生物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试图用“人性本能说”或“攻击本能说”对此加以解释。他们认为，人有可能在其遗传基因或心理结构中含有一种不可消除的攻击“本能”或倾向。至于它是一种天生的、无时不在的东西，还是只有受到外界因素刺激后（受到挫折时）才会激发的东西，这派学者观点又有许多差别。有人认为，人同其他许多攻击性动物（如猛虎狼鹰等）一样，属于“领土性生物”，而人类以部落、宗族或民族、国家形式占领领土的驱动力，是一种古代生物种类的天生行为模式，“是人类进化史上的自然选择过程赋予我们的天性”。这种天性频频表现出来，如对私有财产和民族遗产的强烈依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有机体本身没有“好斗本能”，“然而，在体内存在一种生理机制，它只有在受到刺激后才能引起争斗”；这种攻击是一种学习过程，多次的成功能增加争斗的动机，成功越持久，动机越强烈。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训练或约束使趋斗运动中枢处于抑制状态。　与上述所有观点相反，许多生理学家、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拒绝同意说，人类本能中生来就有暴力、侵略或主宰他人的冲动。他们认为人类行为主要不是由先天因素造就的，而是文化环境的产物。有的学者提出，我们都是人，都具有同样的人性，但有些社会安居乐业，另一些社会却混乱不安，有些民族长期从事战争，有些民族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班牙委员会的主持下，来自五大州12个国家的一些著名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甚至专门发表一份声明（Seville Statement），强调战争或其他暴力源于人性和物种属性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缺少科学依据的。

――核威慑的心理要素分析。通常认为，核威慑概念最终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政府决策机构的人士倾向于根据理性办事，而不是逆理性行动；他们在正常情况下会对代价和收益进行经济学家所推荐的比例分析和利益评估。然而，这里除了理性之外，还牵扯到“惧怕”。从心理学角度看，惧怕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它反映出人的生物性一面。就象雄性动物在遇到攻击或向异性求爱时常常做出特殊的身体姿态或表情一样，专家们指出，当核国家发出特殊的语言信息、外交举止甚至领导人的特殊行动时，核威慑往往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或显得十分有力。威慑既是一个军事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政治概念；它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军事－技术形势，而且决定于潜在的侵犯者内心的感性认识和评价。基辛格特别强调了威慑的心理层面。他指出：“作为一种威慑，一个意在虚张声势但被（对方）认真看待的姿态，比实为威胁但被解释为虚张声势的情况更有用。威慑要求把权力、使用权力的意志及潜在侵犯者对二者的估计结合一体。”　但是，威慑也可能遇到非理性的情形，比如，“假使领导一个国家的是一个好乱开枪的妄想狂患者，或是一个追求个人或民族的自我毁灭和牺牲的人，或是些热衷于参加某种形式的国际性俄罗斯轮盘赌的决策者，或是些对敌方的情况所知无几、与敌方的联络残缺不全以至其决策过程完全被揣测主宰的领导人，或是那些认为牺牲本国大部分人口和资源是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合理代价的人”。 不过，究竟何为“理性”与“非理性”，研究者之间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有些人主要从道义或伦理的角度设想核时代的“理性的”政策选择，另一些人用这个词同鲁莽轻率的举止相对照；有人认为，在核时代条件下，对冲突的任何非暴力解决方式，都属于“理性”行动，而选择暴力解决则是“非理性的”，但对这种看法同样存在不同意见。不管怎么说，这些看法都重视心理层次的“惧怕”范畴，把它作为分析核威慑作用的不可或缺的子项。

――领导人的病理学追踪。国外一些分析家十分注重追踪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把它作为观察政治事件和政策变动的一个重要工具。曾以《病夫治国》一书闻名的法国人阿考斯和瑞士人朗契尼克这样说过：“对于近几十年政治事实的分析仍然表明，具有强烈个性的国家元首可以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无论在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中才是如此。因此，首脑的精神平稳和肉体平衡的质量就变得举足轻重了。”他们列举了一系列的重大国际事件，试图说明：假使历史人物的健康状态不是实际发生的那样，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历史事件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两位作者在列举了当代最有名的28位领导人（其中有列宁、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纳塞尔、周恩来、毛泽东以及几位美国总统如威尔逊、哈定、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艾森豪威尔等人）的情况后，指出：“负有责任者的肉体和精神的平衡，他们的洞察力，他们应付危局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使人类免受他们的身体虚弱及可能的失误的影响，成为头等大事。在国家甚至集团之间因分歧而产生的重大政治危机面前，民主国家的立法议会以及国际组织，可以从中斡旋，并期望发挥作用。然而，当严重的疾病意外地击中国家元首时，却没有任何保证使人民免遭其害。我们已于1976年陈述过了（指他们的第一本书《病夫治国》――引者注）。现在又有了新的情况。这些情况可以证实，一位总统肌体上的麻烦能够无可救药地危及一个变化中的国家命运。危害统治者的肉体或精神的混乱所造成的后果，总是由无辜者来承担的。权力磨人，有时则杀人，患病的统治者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病人。”专家们指出，即便是身体状态一如常人的领导人，在老百姓所不可能承受的紧张压力面前，也有可能产生精神和肉体的异常状况，并进而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福祉。

――“挫折感”和学习理论。国外有许多心理学家专门从人的挫折感中寻找个人与国家的攻击行为的根源。比如，有人认为，广大的发展中区域所以存在严重的冲突潜能，是因为经济穷困造成的挫折感所致；也有人相信，恐怖主义所以较多地在一些特别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方出现，不仅是因为贫穷落后本身造成问题，更由于它们使许多人感到无望且无助，在“破罐子破摔”、“我没有好死，你也甭想好活”的绝望心态驱使下，采取极端的行为。专家们指出，挫折感实际上在任何社会的任何个人那里都会发生，关键看有无合适的调节方式和学习适应过程，使个人从受挫中恢复过来，恰当地处理与他人或与社会的关系。“挫折－攻击”模式受文化的制约；不论是造成人们内心挫折感的因素，还是攻击性冲动引导的方向即“攻击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每个社会都对个人的自发行为施加某种社会控制。“根据这一假设，每个社会都使它的成员内心产生挫折感，这些挫折感最终导致惧怕、仇恨和暴力侵犯行为。每个文化必须制订自己的办法，以解决管理社会成员的攻击冲动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不少心理学家提出了更加复杂的所谓“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学习理论里面又分许多学派，其中一种强调：“学习理论认为，人类的机能活动靠三个系统加以调节。它们是，前例诱发过程，反应反馈影响，指导和调节行动的认知活动。人类的攻击侵犯是一种学习行为，它象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一样，受到刺激、强化和认知控制。”比如，要想把社会化的人转变成能攻善战的军人，必须有一套精心设计和严格执行的训练方案。那些从小就懂得应当憎恶杀生的人，现在起必须把战场上的拚杀视为合理。为达到这一目的，士兵被教导说，他是为亲友、为祖国和文明而战，或为宝贵的价值理想或宗教信仰而战，或为民主自由而战。军纪军规则要求他们绝对服从。按照这种理论，有些政治心理学家（如著名的拉斯韦尔）认为，战争和革命是集体不安全感的排泄渠道，并同其他一切消除群众性紧张状态的途径分庭抗礼。拥有既得利益的掌权阶层为了排除不安全感，会宁愿发动对外战争；只要世界目前的政治结构存在下去，暴力就永远不会停息。　另有一些学习理论家比较乐观，他们更看重人的习得过程的好处。比如，他们指出，在核时代到来以后，各国尤其是核大国通过彼此交往沟通，也通过对核力量、核战略的逐渐认识（所谓“复杂的核学习过程”），逐步建立了有效的管理系统和威慑学说，从而造就了核时代不发生大规模冲突（核战争和世界大战）的有利后果。

――意象论（image theory）和“镜象论”（mirror images）。“意象论”告诉人们，国际冲突的背后，往往有“国家意象”在起作用。这些意象反映出一种有选择的认知过程，同时也可能反映出某些曲解。人们通过教育制度、民间传说、传播媒介和社会化的其他渠道，接受了对其他国家的正统观点，而正是这种历史的、正统的观点，造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根深蒂固的认识甚至偏见。在这里，意象不过指某种物体或认识对象在人的认识系统中的有组织的表现，是个人对某种物体或认识对象表象的观念构成。心理学家有时把集团间的紧张状态和导致集团间冲突甚至国际冲突的决定，归因于个人的心理状态；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受到政治的摆布，受歪曲的认知常常比准确的认知更容易哗众取宠。国家意象可以不止一个，权势者有权势者的意象，普通百姓有普通百姓的意象。通常认为当权者的意象更容易影响国家意象的塑造，但实际情况往往比较复杂。博尔丁指出：“如果以为意象是权势者通过玩弄某种花招强加在大众头上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意象从根本上说是个大众意象的问题，或者可以称之为‘民俗意象’（folk image），它是通过家庭成员和关系密切的团体传递的，权势者这样，普通百姓也是如此。尤其在那些历史悠久、富有传统的国度里，权势者是大众意象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意象强加给他人。”相比之下，“镜象论”更直接地体现了国际政治家运用心理学方法的成果。人们所以对它感兴趣，是由于它成为理解美苏对抗和冷战的途径之一。多尔蒂等人介绍说，镜象概念基于这样一种假定：美苏两国人民长期处于知音的对抗状态，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和歪曲了的观念。而实际上，他们各自的观念十分相似，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认为自己善良正直，爱好和平，凡事克制，同时认为对方狡诈阴险，穷兵黩武，有帝国扩张野心，因此不值得尊重或谅解。对敌人持这样的看法成了每个公民的道德义务，谁要是怀疑就必定受到谴责。双方都在为预想中的一战而积极准备，力图集中超过对手的军事力量，以置敌于死地。双方都把即将来临的战争看成是对方的敌对意图一手造成的结果。

――国际关系中的直觉与错觉。上面所说的“国际不安全感”的盘旋上升，在一些国际政治心理学家那里，也被称作人的直觉与错觉的某种综合作用之结果。　他们指出，国际政治有时与下棋过程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受到对对方心思和战略的猜测的影响，而这种猜测经常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不少政治家和普通人的直觉是，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历史上或现实中与本国有过这样那样磨擦的国家――加强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含有侵略扩张的意图在内。他们多半相信，本国的军事现代化仅仅带有“国防”性质，是针对那些有扩张意图的国家的。一旦形成这种印象，那么，连某些模糊的、前后矛盾的信息都会加强这种印象，甚至对方的在他人看来属于中立的或友好的举止也可能受到怀疑，认为是“口蜜腹剑”，或被当成是没有意义的现象而忽略不计。由于对手之间都按同一个方向消极地猜测对方，最终导致了“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所以有人说，国际关系的主题不是邪恶而是悲剧；各国常常享有共同的利益，但人性的消极面却使它们不能发现这种共同利益，相反却是用“放大镜”寻找彼此间的差异和分歧，局势演变的结果使它们走向冲突与战争。这种由直觉引起错觉的情形，被巴特菲尔德作了出色的分析：“有一种霍布斯式的恐怖特征，那就是你可以真切地感到你对他人所怀有的极度恐怖，但你不能体验到他人也有的那种逆向恐怖，你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竟然也这么紧张。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无意伤害他，你除了保障自身安全外对他一无所求；但你决不可能意识到或适当地想到，既然他无意窥视你的内心，那么他就决不会象你那样相信你的本意。由于双方都这么想，就象中国的九连环，相关复杂，环环相扣，双方都看不到他所处的实际困境，因为各方都只是想象对方抱有敌意和丧失理智。”由于很多政治家认为别人都会象他们一样理解问题，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宣传机器）强化民众对他国的防范和宣传增强本国军力的必要，结果是扩大了实际上并不大的国家利益间的矛盾。正因如此，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多伊奇指出，“知觉和错觉”的命题，是他经过多年观察感受到的“国际关系的十二个基本问题”之一。这一命题包括的范围是：各国的领袖及其人民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及其活动的？这种理解的现实性或虚幻性如何？在何时？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和选民在什么条件下具有洞察力？在涉及什么事情时他们会理解迟钝或缺乏识别能力？在何种程度上，国家可成为大众欺骗之源、神话之源或自欺欺人之源？以上这些情况对政府和民族国家控制自身行为及预测其活动后果的能力会产生什么影响？什么是政府领导人的“失误平均值”？领导人由于依据某个事实的严重差错而作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的情况多久会出现一次？怎样才能尽可能减少失误，并对事实理解得更实际些？就我所知，多伊奇的论点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共识。

　　类似的研究课题和思路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粗粗拉出一些大的线索。可以看出，这些流派和见解广泛借鉴综合了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病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战争学、信息论、系统论、决策论、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不同“工具”，从多个侧面展示了外交及国际政治中的丰富人性及其复杂影响，为人们深入探讨国际舞台上不同角色互动的规律性，认识世界事务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奠定了基础。

二，角色与个性：定理及其缺失

　　人的个性在什么环境和背景下会影响决策或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一般而言，经济、社会越发达的国家，“角色”的作用越大；在越不发达的国家，“个性”的影响力显得越显著。在这里，“角色”通常指的是政治系统对个人的定位，也即“职务”对个人的要求或个人担任特定位置后应当履行的义务，如合法的地位、宪法赋予的权利、职业训练造成的习惯和行为方式；比如，在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对常备军和军人的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戒律是，军队一般情况下只履行国防即防范外敌的使命（某些灾难性的国内情况除外，如面临大地震、水灾和社会失控的局面），军人在服役期间绝不参政、不干政。角色一般是由角色承担者所在的组织、特别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在比较发达的国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较高，因为对个人担当的角色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和说明，各种角色之间的分工相对也比较合理、有效，个人在履行职责时必须遵守角色应当遵守的规则，否则有可能遭到失去职位的下场。在不太发达的国家，社会组织多半是新建的，规模不大也谈不上完备，缺乏结构严密的政府机构和组织程序，也缺少对个人担任公职时应当怎样做的系统说明；在这种社会中，尤其在比较封闭的国家，领导者的个性变得比较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当权者很少受到舆论监督和利益团体的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社会的领导人往往拥有特殊的历史遗产或搏斗经历。前者如非洲的许多部落社会里的酋长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他们在本部落、本国家的巨大权柄和威严，经常超出工业化国家普通人的想象。后者如乌干达前统治者阿明或伊拉克的萨达姆，只有具备非同凡响――不论用我们的眼光看是好是坏――的魅力、胆量和人格，他们方可从群雄争斗的乱象中脱颖而出，其权势历经沧桑而不衰。这种领导人多半有特殊的神话、魅力与才能。在较发达国家，制度化程度越高，或者说各种规范与建制越健全，个人对制度赋予的角色义务之履行越准确，不同人的个性所起的相对作用就越有限，社会、民族和国家所遭受的领袖可能之失误的打击就越小；事例之一是，尼克松政治行为的不轨，或者克林顿个人品端的缺陷，象世人所见到的那样，并没有造成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剧烈震荡和严重损失（有时甚至“坏事变好事”，推动了政治制度及程序的进一步改进）。在这里，注意的重心是制度，是角色和程序，或者是制度化、角色化和程序化的个人。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欠发达社会，领导者个人魅力的光环越耀眼，他的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越大，实际上他的背后包含着愈发的脆弱和不稳定，因为这时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仅系于一人之身。“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典型事例还可见古代中国的各个篇章，在那里，充斥着圣王贤相（如“包青天”）造福芸芸众生的传说，同样充斥着昏君恶治导致社稷失序、百姓遭殃的悲剧；政权的更迭与君主的替代，带来的是政治的失序与社会的混乱。人们在这里关心的焦点，是领袖人物品性的好坏，在于个人魅力或能力的大小，相形之下，角色、程序和制度显得比较次要。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指出：“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序。所谓广度，指的是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所能包容社会活动的范围。如果仅由少数上层集团包办各种政治组织并依据一套固定的程序行事，所谓广度就是有限的。相反，如果大部分人口都加入政治组织遵循政治程序行事，其广度就很可观了。制度就是稳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在价值评判层次上，多数政治学家们给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以更高的估价。

　　不过，我们在理解这一定理时，不应当把它简单化、绝对化，迷失探索人性与政治之关系问题时应当遵循的方向。它只是较发达区域与较不发达区域的比较而言，或者说，仅仅就“角色”和“个性”两个范畴的区别性而言，但它并未说明（或者说并未排除）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内角色与个性之不同作用的多样性。显而易见，即便在发达国家，领导人个性、价值观、人格、政治风格、智力和以往经历的不同，同样会造成重大区别；在许多时候和情况下，个人的思考与努力变亦能够超越角色、程度和制度施加的限制，并使后者具有个人独有的风格与特色，一些具有特别强大支配力和灵活手腕的政治家甚至使自己凌驾议会制度和其他制衡手段之上，形成“民主体制下的独裁方式”。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Gramsci），曾经把这种现象称作“恺撒主义”。即使达不到“恺撒主义”的程度，一些西方政治家凭借各种方式超越制度约束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拿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看，有些属于比较“自我中心”式的人物，有强烈的个性，敢于创新或进行政治冒险，会打破惯例的约束，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大手笔”和举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举罗斯福及其“新政”、尼克松及其打开中国大门的果敢举止。战后的多数总统属于循规蹈矩的类型，比如处于罗斯福巨大成就阴影下的杜鲁门，或者在里根突然遇刺情况下仓促就任最高职务的福特。这两类总统之间的差别及他们造成的不同后果，在许多人看来，很可能不亚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内部领袖人物的个性差别及其效果差别。“角色”的发挥与否，常常与个人的才智与努力分不开；再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也不可能不给个人留有发挥的余地，因此格外有创造力或自我中心式的人物，总能想他人所不敢想、做他人所不敢做。基辛格在评价他心目的中的第一伟人、势力均衡思想的最早实践家、19世纪中叶的德国“铁血宰相” 俾斯麦时，指出：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的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决。但久而久之他种种复杂的安排却注定要失败。“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使德国被迫落入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体制，正包含了他个人的种种癖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这种技巧，更别提有胆量这么做了。结果德国民主制度培养出来的国家主义，逐渐变得好战排外；同时，不能担负责任的民主成为无效的体制。”基辛格本人，便是一位在不违背角色定位的前提下使其发挥超常作用的大师，他在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不是国务卿的时候，使后者成为前者的陪衬；但当他也成为国务卿的时候，又使国务院成为真正发号施令的地方。新加坡资外交家、曾经多年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和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大会主席的许通美先生，谈论过优秀谈判者的特征并且高度评价基辛格的个人智慧与能力。他说：“一个优秀的谈判者，不论是印度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加纳人，还是什么别的国家的人，都有一定的技巧、才能与天分，会受到其脾性与气质的影响。有些美国谈判者让人难以与之合作，有些则很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与信心呢？这些品质包括人格方面的魅力及主导者所特有的素质。如果谈判者是主导者，是享有既能干、可靠又值得依赖的声誉的人，那么别人就会视其为主导者而信任并服从其决定。‘领袖气质’一词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不能准确地描述给那些赋予某些谈判者而非别的谈判者主导地位的素质。例如，基辛格并不具备领袖气质，但他立场坚定，沉着、冷静，并且智慧超人，讲话语调平稳。1976年当海洋法大会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僵局时，当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尽管不了解海洋法的背景且对海底开采一无所知，但他只在纽约与美国代表团开了一上午的会，在下午会见了七十七国集团的领导人，然后在当天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照顾到所有国家意愿和要求的框架。”反过来讲，即使在欠发达国家，在那些制度化程度不太高或角色定位比较模糊的地方，领导人的个性也完全可能淹没在官僚主义的程序和文牍大海里而毫无显示，有限的政治制度化与有限的个性文化（或者，不妨称“不太鼓励个性的文化”）杂交在一起，往往特别令那些有创造力、有个性的改革派政治家沮丧，并且构成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之一。此外，角色及政治系统虽然分化不够，但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有限的角色规则往往格外突出和有力，致使担纲角色的人无法超越现有的限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力精英“中层”（不光指政治，同样包括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这种现象显得特别突出。拿中国目前情况而言，众所周知，普遍存在的一个批评是，很多官僚主义严重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奉行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工作哲学，但凡“红头文件”没有宣示但有难度的事情，便尽量采取打“太极拳”的拖延态度。我们在分析角色与个性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作用差异时，应当注意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避免“大而化之”或“一言弊之”的简单化结论。

　　“角色”因素与“个性”因素，均与个人行为不可分割，但从分类学的角度看它们内容差别很大。比如，角色更多取决于职位的规则和惯例，而个性多半与于本人的经历与成长环境有关，甚至直接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相联系。路塞特等人指出，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个人与机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调整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过程与半机械过程的综合”。从社会过程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是一系列的定价和讨价还价的结果。纵向地观察存在许多层次，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官员，从中央部委的部长到局长、处长到地方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及其各级下属；横向看则存在许多相互制约的部门与单位，有政府、议会、军方、经贸口、外交口、宣传口、纪检口等等，它们都有各自的当家人和规矩，都有各自站得住脚的理由与局部利益，很少有一家说了算、旁人不存在意见或想法的情形。每个层次每个人都以理性的方式行事，选择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结果作为目标，然后拿它去参加“游戏过程”。最终的决策，只能是多方博奕的结果，是恩格斯所说的“平等四边形的合力”。从机械过程来说，决策者把过去的决定，自己的前任、常规、政府角色当成一种确定的参照物，这就是机械的“标准操作程序”。通常情况下，各部门各单位都对过去的行为有可供查找的档案记录，对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的问题有自己的规定和说明。按照“帕森斯定律”，官僚机构越大，这些规定就越多越复杂，而且容易倾向于保守和自我服务，很少有创新，它们减少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办法之一就是墨守成规，“按既定方针办”。无怪乎人们说，官僚主义容易扼杀个性。“角色取决于职位”这句话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它可能是指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在同一个岗位上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可能意味着，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由于角色的规定性能够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这方面，外国中国一概如此。我在1995年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里曾经指出：“即便是同一个人，随着其地位、社会角色的改变，也有可能在立场、观点上发生变化。有名者如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家、‘相互依存’学说的创立者之一奈伊，前些年他当教授时看上去‘国际主义’的成分比较多，近年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后，所作所为时时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模样。”　补充一句：在1996年奈伊教授回到哈佛以后，立即恢复了学者自由自在、品头论足的样子。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时，因主张猛砍政府各部门经费而获得了“比刀子还锋利”的绰号；但他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时，又不断要求国会增加军费开支，并且使美国防开支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角色决定于职务的情况不止存在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过去一些党的干部在担任政府部门领导人时，并不注意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党委第一把手担任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过程的加快，过去不受重视的人大现在比过去更加活跃。这也是一种个性发挥，但它属于在角色定位的范围内的发挥，与前面讲的制度化不健全情况下的个人超凡作用是不一样的。

　　类型学的分析对于我们看待个人与角色作用的问题是有帮助的。许多研究成果都证明，决策者表现的权力欲越强，他的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就越具有创新性（有时表现为侵略性）；例如，肯尼迪和尼克松这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权力追求，他们显然比卡特和福特更有进取性、冒险性，各自政府的重大政策调整也更难捉摸。决策者个人的认知能力――指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越复杂越强大，他的政府就越具有合作性，谈判解决问题的潜力就越大。一些落后的非洲部落社会之间所以动辄兵戎相见，其原因概出于此。决策者的个性特点，如愿意承担巨大风险的倾向，对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的容忍态度，智力水平和创造精神，自尊心和支配力，顺从性或权力欲望，事业心和对私人交往的需要等等，会从不同侧面和领域影响他决策的方式和取舍的态度。政治心理学教会我们，在制度规章或角色定位看上去十分机械的逻辑后面，总有人的身影、声音或“力比多”显现。事实上，领导人的决策往往反映他们的个性、心理甚至生理，个性总是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早年经历或心灵影像。有的研究者通过仔细探索发现，一战时期美国威尔逊总统处理问题的方法，如涉及权力的问题以及对他人的控制，包括他不愿与政敌妥协的性格，可能都与他童年时代与父亲的关系有关。威尔逊控制别人的欲望，产生于他从小对父亲的竞争与敌意。“政治权力对他来说，有某种补偿的意义，是一种恢复童年时代被践踏的自尊的手段。”对美国当代著名外交家和国际政治学家基辛格的分析也表明，这位德国移民童年时代在纳粹野蛮统治下所受到的创伤，是影响他个性和风格的主要原因，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促使他寻求外部世界的有序性和平衡性，推崇强人政治（如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治国方略），反对任何带有幻想色彩的建议。同样，对前总统里根的分析证明，这位出身卑微低下却不甘沉沦的人，从童年起就竭尽全力克服生活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始终控制感情、保持理智，从而在个人事业不断取得成功；40年代后期他所以在政治上转向右翼，是“为适应个人和政治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在他个人生活和私生活遇到挫折时，他采取反对共产主义策略，达到了某种自我保护和社会调整的作用。”其实，不光政治家这样，政治学家亦不例外。拙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在分析美国当代国际政治学的渊源时，曾经谈到已成为著名思想家的那些移民的早年经历及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书中写道：“那些经历过种族歧视、民族压迫、贫困折磨、战乱流血和游离颠沛之苦的移民学者，比在稳定、安逸、舒适和富足环境下长大的美国学者，更能体会世界民族的差异、国家间战争的后果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在美国国际政治学界，除了摩根索这位德国后裔外，还有许多已成为学术大家和外交智囊的著名人士，如基辛格，沃尔弗斯（A.Wolfers，原籍瑞士），汉斯（E.Hass，原籍德国），赫兹（J.Herz，原籍德国），布热津斯基（Z.Brezinski，原籍波兰），李斯卡（G.Liska，原籍捷克斯洛伐克），米特兰利（D.Mitrany，原籍罗马尼亚），诺尔（K.Knorr，原籍德国）和多伊奇（K.Deutsch，原籍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这些人多半在二战期间或稍前的时期移居美国，他们在童年或青年时代曾亲身体验过本世纪前半叶纳粹法西斯给欧洲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作为思想家理论家的他们都希望找出这场灾难的原因和含义，让新大陆的美国人理解他们曾经感受过的切肤之痛；毫不奇怪的是，他们全都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属于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代表），而且主要是权力政治学派的思想人物。他们给美国国际政治学界勾划了充满历史哲理又毫无幻想色彩的国际斗争的冷酷画面；战争的经历和结局，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更使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美国学术界扎下了根。”我想，不管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作为个人都会同意下述判断：少年得志、一帆风顺的人，往往对人生比较乐观，对顺利进展的前景有更高的预期；从小吃苦、出身低下的人，多半谨言慎行，遇到问题时对困难的一面有更多的思想准备。对很多政治家的研究也可以发现，他们平生第一次的、独立的胜利――不管旁人看来胜利大小，比如中学时竞选学生会干部的结果，或者小学一次运动会的成绩，或者更小时面对父母给予的奖惩测试――会给取得这种成功的政治家以极大鼓舞，就象一个一旦被启动便加速运转的动力机，给他日后的努力及雄心以极大的鼓励推动，同时给他后来的从政风格打上深深的印记，譬如说，很可能将决定这个人对于日后工作的态度是“主动的”还是“他动的”，平时是乐见挑战还是厌恶麻烦，影响与他人共事、合作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按道理说，思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人，是不大可能占据领导职位、尤其是最高层的职位的，尤其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在异常剧烈和突发的社会和政治动乱期间，不能排除个性异常的人占据高位甚至掌握整个政权的情况出现，因为这时通常的领导人按通常的程序已无法应付异常的麻烦与问题。最典型的事例是，希特勒在德国二、三十年代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猛增、旧政府用传统手段不能奏效之时，凭借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异于常轨的措施，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并借机上台。其实，在许多国家危机期间，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没有象“希特勒现象”那么典型，或者结果象那么糟糕罢了。此外，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领导者执掌大权的时间过长，也容易对执政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和生理压力，甚至使人的行为和心理变得异常，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决策和言行。这方面，对政治领袖人物所做的大量病理学追踪分析充分做了证明。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下的美国国务卿的腊斯克先生，曾经仔细研究过他参加的首脑会议时那些“大人物”的行为和身体状况。他注意到，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们利用受情绪冲动和高血压控制的对手，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他说他看到的患病的领导人实在太多了，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尽管有病却仍然肩负重任；“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某些决定可能会不同。”《病夫治国》一书的作者指出，同一位丘吉尔，在一战时是何等的审慎周密，注意到某些英国元帅因患有病状，其精神和身体情况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荣誉，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安全”。然而后来他却看不到自己的衰弱，忘记了过去说过的正确观点，晚年出了许多“状况”。阿考斯和朗契尼克在分析了当代28位头等重要性的世界政治领袖的病理和心理之后，指出：这些人“对创造世界历史作出了贡献，但他们也几乎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进可怕的灾难之中。”如果不是这些人物的贡献与失误，包括他们身体的特殊状况如果不是实际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历史事件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这种现象可以说不胜枚举。戴高乐是一个正面事例，他在临近垂暮之年及时引退，为较年轻的政治家让开了位置。叶利钦在经历了一系列个人身体的麻烦之后，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作出决定，将总统职权交给比他年轻得多、健康状况也好得多的普京，不失为明智的决定。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却是反面的例子：80年代前期他已知自己身患绝症，却不让私人医生告诉任何别人，包括最高决策层的其他要员，仍旧照惯例行使国家元首的各项职责，使法国这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欧洲发达国家和“核俱乐部”重要成员长时间处于一个癌症患者的统治之下。我们中国人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在毛泽东晚年，虽然他的身体状况极差，却始终没有意愿让出权力，也未能够建立有效的制度移交哪怕一部分最重要的权力，相反，他依靠自己的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不时向政治局传达各种“最高指示”，左右整个政治局势，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严重失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刻汲取了这一教训，90年代初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明了为什么自己要在威望处于鼎盛之时把最高权力转移给新的领导集体的原因。他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出了事就不可收拾”；“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不论一般人同意与否、喜欢与否，世界政治的历史篇章，不论是悲观或喜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要人物的思想言行书写下的。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角色与个性的发挥，在很多情况下，还决定于信息条件的充分与否。信息条件的不充分，决策者作为个人在获得、筛选和运用信息时必然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麻烦，经常是难于避免的，或者说，是一种“给定”的东西。在这里，“信息”指的是一组系列的、内容广泛的、正在发出的信号过程。一个人，不管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还是循规蹈矩的官僚制成员，不管是高官还是百姓，在做出自己的各种决定时，首先必须对环境提供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分析，但问题是他（们）永远无法掌握、处理和理解所有的信息。情况通常是，人对他能够得到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去除某些信息，对另一些信息略作变动，使它们不致于影响现有的看法和信念，同时对其它的信息只需迅速浏览一下即丢弃。在此过程中，制度化的组织方式、提供信息的渠道和个人的心理接受过程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他要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包括经验中已经具有的意识形态，来过滤信息、选择它们，看看哪些重要哪些次要；个人在某个组织中的职位和角色，可能对信息的过滤和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一旦信息选定，决策实际上也被圈定了范围。外部世界对决策产生反馈，即出现行动结果的信息，这样决策者有机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决定及其背后的观念，必要时他可能对它们做出变动。以上讲的仅仅是个人层面。从组织层面看，则会出现正确引导信息传送或有意输送错误信息误导他人的多种可能。比如，制度机构本能地会运用信息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只向别人提供对本组织有利的信息，让决策者看到的只是制度机构所希望让他看到的方面和内容；同样，制度在提供各种选项时，可能为决策者提供一份选择好的“菜单”，其中每一项都会有利于扩大制度结构和力量；制度机构还会在自身利益基础上执行决定，它会延误、改变甚至拒不执行决策者的命令（虽然可能是以“柔软、温和”的方式）。想想看，单从信息角度考虑，这中间就含有多么巨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偶然性，含有多少容易导致人出现错误判断的可能！读者可能看过美国电影《摩竭星一号》，那部电影叙说了一个可怕的故事：美国太空总署在一次太空船发射失利之后，为掩盖事实真相、继续争取政府预算经费，而暗杀太空员和向公众谎报“升空顺利”的消息。我们也多次听到过由于信息失真而出现重大隐患的事情，比如，美国空军在越战期间为夸大轰炸的效果，在发布新闻时采用的是不可信的飞行员的口头汇报，而不采纳卫星拍摄的照片；肯尼迪政府时期，由于美英两国政府在信息沟通上出了差错，对于空中发射导弹问题出现分歧，几乎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发言人有意捏造和渲染南斯拉夫塞族军人“屠杀阿族平民”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与此同时却竭力缩小所谓“误炸”给平民和民用设施造成的损害，以骗取西方公众和世界舆论对北约轰炸行动的支持。信息失真或有意被歪曲的事情，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而其严重影响差不多在任何场合都被有意缩小甚至全盘封杀。个人有时必须对此负责，有的时候却很难说。它涉及到个体的人与组织的人之复杂关系问题，涉及到官僚组织的既得利益与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之复杂关系问题，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探讨范围。

三，代际差别：个性的制约

　　代际差别，是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的个性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制度与角色是观察不同社会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人的个性能否和如何发挥的一个角度，那么，代际差别则是分析同一问题的又一扇有意思的窗口。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新中国外交最早的一批外交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担任的，他们在军队的资深履历和在战场上的辉煌战绩，成为其无人比肩的“学历”。而改革开放以来派遣的多数大使，则是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大学等培养高级外交官和翻译官的院校毕业的。不用说，这两代外交家从语言能力到风格气质都有明显的差别。国外情况亦是如此，虽然具体的构成内容不一样。80年代后期，一位丹麦外交官这样形容他的国家在外交决策方面的某种变化：“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当时人们普通认为世界前途在于经济学，遂有一批经济学家跻身政界。新一代的大使来自经济学界”；“现在经济方面已经政治化了。我们知道经济不能象抹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畅运转。现在许多国际经济问题不是由外交大臣，而是由首相来决定了。这在外交家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安。”曾任英国外交部秘书长的尤德勋爵说得更直白：“从前曾有过一个时期，那时外交政策就是外交政策――它处理王室的婚礼，边界及战争等问题。现在的外交政策管的是卡车的吨位问题。”这些例子都证明，外交也有它的“年轮”，这种“年轮”直接受制于人的代际差别。代际差别制约着人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使外交和国际关系受到“代沟”的影响。人与人是不同的，不仅同龄人之间存在差别，不同年龄的人之间更有个性与观念上的区分，这种区分有时会形成人们通常讲的“代沟”。在外交事务与国际关系上，“代沟”可能预示着新的转型与重大变化，反映着不同时代的特点与趋势。

　　让我们用外交官的事例作为分析的起点。

　　尽管现在的外交官与过去有本质的相同点，也有许多重要的区别。看出上去，过去和现在各国所派大使都是国家元首的正式代表，他们体现着对外交往时本国的重大利益。然而，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现在的人与过去是有许多差别的。他们的差别首先取决于大背景的差别。中世纪欧洲的大使（也叫“圣使”）基本上是一个传话人，他只是背诵君主要求他说的话，完整准确却又不能使用母语，“这种背诵所使用的语言当然是拉丁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外交生活的全部构成，似乎就是典礼仪式、宫廷盛会、庆祝剪彩和各种招待会等豪奢活动。称号、座次、位次、特权及排场等等，几乎是大使生活的全部内容。大使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礼仪，一种象征。使节享受他主人所应享受的尊荣，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所要求的那样，“见教皇使节之面如见教皇之面，闻教皇使节之声如闻教皇之声”。但是从法律上讲，大使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控诉别人，也不能被控诉；他随身带有主人的豁免权证书，任何人对他施行伤害，即等于直接伤害了他的君主。在允许他自行决定的少数事项中，包括传达元首间的问候，以及选择对东道国哪些人行贿及行贿多少。“大使”的尊衔不是轻易封赠的。据说这个名词在恺撒关于高卢战争的记载中曾使用过，之后就消失了。14世纪时意大利和一些欧洲王国开始出现“大使”和大使馆。至1860年止，英国一共只派出三位大使，即驻巴黎、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的三位；法国派出的大使稍多一些；而美国则直至1893年还未曾派出一位大使，而是使用“公使”头衔给那些为数不多的驻外代表。可以说，最早的外交家从事的，是一种奢华的、小规模的、没有个性的事务。不过，在上述大环境下面，仍有摩根索、基辛格等人所喜爱的时期和人物，那是18－19世纪列强争锋的欧洲和“势力均衡”的创造者们，他们多半不是上面所说的“大使”和职业外交家，而是真正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众所周知，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教皇权势的式微，欧洲的少数大国和杰出政治家开展了争夺势力范围和实现权力均衡的多年多轮角逐。例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德国的威廉一世，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国首相梅特涅，尤其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等一批人物，设计和推行了现代权力政治外交，不仅缔造了强势的欧洲，也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故事”里面，最关键的有两点：第一，外交成为少数强权者和所谓智慧人物的“小圈子内交易”，国家间事务决不是什么可以公开谈论和探讨的东西，而是真正那种属于在密室策划、“穿梭访问”的结果；第二，类似俾斯麦这样的外交大师有了发挥个性的机会，“外交是一门艺术”的格言只有在这些杰出人物那里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

　　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与18、19世纪有了重大差别。现在的外交，从程序上看更加细密与多层，从涉及领域上讲更加广泛与多元；外交不象从前那样是一种纯粹个人的密室谋划，而是更加程序化和官僚化的“事务”，与此同时外交人员可能更加专业化，外交不仅是面向社会招收的一门职业，而且算得上是年轻人向往追求的一门显赫职业。尤其重要的是，外交过程既产生更大影响、也受到更大的关注，外交决策同时受到更广泛的、来自社会和国际的各个方面的制约，同时受到各个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一位外交官分析说：“二战后膨胀起来的各个部门和机构，对外交事务有不同的兴趣。为了协调这些不同兴趣而建立的各种机制迅速感到某些新的效忠路线的问题。对国家利益的客观考虑，现在很少成为大家首先关心的问题。相反，最高的赞扬得留给那些成功地把本部门本单位的观点强加于其他部门和单位的人。如果不能取得这种最高的成就，角逐之道就是用拒绝表示同意的办法，阻挠一切行动。”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霍夫曼（S.Hoffmann），则从积极角度看待这种变化，他指出：托克维尔分析过的“现时代”的重要特点――民主化，亦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的“前史”与“今天”的区别。在旧式的国际政治里，外交事务从一开始便是少数权势者的专利，“外交圈子完全是高贵身份者的排他性俱乐部”。从信息获取到决策制订，不仅非普通百姓可望可及，连非外交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政治家也难有作为。“仅仅是到了20世纪，外交政策才出现了民主化。外交事务也从少数人的考虑，变成了许多人的热忱追求，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很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政党和利益集团与国外建立了日益广泛的联系。”在促进民主化的因素里，霍夫曼教授提到的有：政党注重和讨好社会市民，各国普选权的扩大，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发达国家议会民主的建立，各种社会公民投票技巧的改进，以及地理障碍的减少等等。曾经担任过法新社总经理的著名记者莫伊西（Claude Moisy），虽然不完全同意说外交已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成了现在的“自下而上”，但他强调，黎巴嫩和索马里的经历证明，“舆论的大幅度变化促使美国政府作出了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决定。其它国家的政府对舆论的变化可能同样敏感”；信息时代的外交决策过程，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公众舆论与管理国际关系的交界面仍将象现在这样发生在上述两个层次上”。一般而言，20世纪的外交家与旧式的外交家（如18世纪、19世纪的那些大人物），有着多种微妙的、程度不等的区别：前者更多受程序、角色与庞大官僚制度制约，后者多半以国务活动家身份施展个人才华而不必过多考虑“制度限制”；前者更多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社会舆论或利益集团了解到更多情况也有更大的发言权（尤其以选票语言和院外游说方式表达出来），而后者属于君主专制时代的大权在握者，虽然亦须以“国家利益”为考虑出发点，却不必受社会声音和各种势力的羁绊；前者把国家利益当作前提，但这种利益经常是零碎利益的集合，实际的部门的利益推动甚至决定整体利益的形成（所谓“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先有“小我利益”后有“大我利益”，后者的“国家利益”通常简单等于“民族利益”，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尤其在西欧民族对外扩张的年代两者是重合的，“小我利益”要么无法存在，要么不显著。对于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大师来说，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代的政治民主化设计及决策的复杂程序，可能是对那种特立独行、敢有“大手笔”的奔放个性的某种抑制与扼杀，至少是约束和降低了类似他这样的“外交天才”一展身手的机会。这也许不是通常人们所说意义上的“代沟”，但我们不妨算它为一种不同世纪的“大代沟”。

　　讲到代际差别，不能不回到本节开始时提到的事例，即一、两代人之间由于外部因素和自身条件所形成的不同，他们可能分别体现着不同的时代外交内涵。它与历史上的“大代沟”有联系也有差异。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据此提出了创建新中国自己的外交人员队伍的具体要求与做法，即新中国的外交官应当同人民解放军一样，立场坚定，纪律严明，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它应当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不打武仗打文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令，50年代初一批高级将领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党政官员汇集京城。按照外交部制定的驻外使馆外交官等级配备计划，大使、公使由解放军兵团级或军级（部级或司级）干部担任，公使衔参赞、一等参赞、公使衔总领事由军级或师级（司、处级）干部担任，二等参赞、总领事、一等秘书由师级或团级（处、科级）干部担任。大使、公使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公使衔参赞、公使衔总领事、总领事、副总领事、参赞由政务院任免，一秘、领事部主任等由总理批准任免，二秘以下外交官由外交部任免。除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外，从1950年5月到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任命了14位大使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由于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所以被称为“将军大使”，为了使这批“将军大使”尽快了解掌握外交的一些基本知识，外交部为他们举办了速成培训班，请专家讲国际法、外交文书和礼节，请某些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介绍各国情况，请出国人员讲留学见闻，还组织他们参观苏联大使馆，学习跳舞、穿西装打领带，甚至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虽然不懂外文，也缺少国际活动的基本知识，这批“将军大使”以特有的姿态，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对帝国主义、联合弱小国家、保护新中国的国际空间和主权的基本方针，他们风格与身份反映出建立之初的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的特殊定位。意识到专业人才的缺乏，新中国开始依照国际惯例，建立自己外交官培养基地：1950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外交系，55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外交学院；1959年原北京外语学校和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两所学院加上国际关系学院和其他一些分布在上海西安等地的外国语大学，成为后来的中国外交官的主要培养基地；现在的外交部的多数部级领导、多数大使和高官都有正式的高校毕业文凭，属于真正的“职业外交家”。他们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了解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且构成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力。撇开外语方面的差异不谈，单从工作内容和风格上看，新中国的这两代外交家的特点很不一样：“将军大使”总数上有限，他们工作的年代处于“推进世界范围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大环境，其中多数人被配备到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阶级斗争观念明确，胸中时刻有“敌、我、友”的不同界限，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易于取强硬立场，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则倾向于讲“同志间”友谊而不太算经济账，他们适合了5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定位、特别是60－70年代的毛泽东外交路线。职业外交官们从学校起就被告之外交工作要与“国际接轨”的道理，他们“生逢其时”，恰好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或从事外交工作，国家的政治大背景是强调中国要向世界，尤其是先进国家学习，外交工作要服从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促进有利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建立；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指南。所以，这批职业外交官们更重视欧美日而不是苏联“老大哥”的惯例和经验，懂得在所在国交朋友的各种办法；他们在外交场合几乎从来不使用国内政治中有时不得不使用和遵循的政治术语，他们个人也很少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自己，对他们来说，国家利益而不是政党界限才是第一位的，因而既要讲政治原则，也要算经济账，两者没有简单的高下之分。单从性质和风格上讲，现在的中国职业外交官与外国并无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个性属于典型的“外交官性格”，他们的个人间差异很可能远远小于类型学意义上的差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比亚勒（Seweryn Bialer）教授，曾以20世纪60－70年代为背景，专门研究过斯大林体制和后斯大林体制下（主要指勃列日涅夫政权时期）苏联领导阶层之间的同异。我们不难看出，他所研究的问题与上面提到的中国外交官的情况虽有很大不同，但同样能够看出重要的“代沟”。他发现：“这一代人（指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高中级领导人）是在斯大林去世后马上进入苏联政界的，因而他们既没经历过恐怖造成的瘫痪和破坏性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直接卷入其中，因而不懂得苏联的成就是用多么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关于这新的一代，有一件事看来是完全肯定的。他们的关键性政治成长经历之一，是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的长期骚动和震荡中获得的。这个运动坦率地承认了迄今为止谁都不敢点明的一些大怪物的存在，这个运动对权威和既定的真理提出了疑问，从而激发了批判的思想。”这一代仍是苏联人坚持国家崇拜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典型，忠于苏联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如果说他们同自己的前辈有共同爱国主义忠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多少前人那种恐外排外思想，他们对外界有一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反映出他们对苏联制度运转中固有的功能不全之弊端的关切。这一代领导人较少受到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传统的影响，在需求和渴望方面非常实用主义，有高度事业心、崇拜专业化和自我优越感；这一代人看上去可能是矛盾的：他们觉得自己强大，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信，这与老一代不大一样，但同时他们面对外部的批评采取的是守势；他们比前辈更能感觉到苏联社会和政体的缺点，更不愿忽视这些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同他们的前辈不同，更愿意同外界坦率地、严肃地交换意见。他们的前辈具有“老式现代型”的心理，即要么把现代化看成是达到革命目标的手段，要么有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以狂热动员和原始积累方式实现现代性的心态；新一代领导集团则不同，后者既希望逐步提高物质福利和经济发展，又想完全保存现存的社会政治关系和组织结构，这是一种想把现代化过程分成几个部分、逐步加以实现的心理；“它是一种植根于过去的心理，又是一种安于下述事实的心理：即苏联在不发达国家中是最发达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比亚勒概括道：就是这一代人，感觉到近年来勃列日涅夫政府不可能为苏联的发展制定方向；就是这一代人，不满意苏联的落后，制度职能上的缺陷，认为现政府无法在整顿局面方面取得进展。与此同时，他们有信心，认为自己这一代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可能愿意为政治和社会改革付出更高的代价，只要他们能相信，这种代价能保证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效率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在国际事务中，由于这一代新领导层对建立苏联强权付出的代价没有亲身经历，他们习惯于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不会容忍外部世界任何贬低这种地位的言词和举动，可能不太怕冒险，坦然面对重大挑战，与此同时他们比较不受传统教条的束缚，在坚守意识形态方面更加灵活。这一代人在政治上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最好把他们看成一个经历相似、态度相似的集团，内部的政治派别则可能分成从自由到保守的形形色色。另外一位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美国人伯特森（T.G.Butson）在探索这位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个性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群体特点。伯特森指出，戈氏（以及他的具有“改革新思维”的同僚们和追随者们），与过去的大多数苏联最高领导人是不大相同的：他比较年轻，因而不可能有关于革命或内战的记忆；他也从未卷入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计划，极端意识形态的标准对于他来讲是次要的，相反他更乐于谈论经济和社会问题（不管他是否真有能力解决它们）；他把电视机、汽车和较舒适的住房等物质享受视为正常；他乐于在国外、尤其是发达的西方国家旅行，在那里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学到不少令他觉得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东西；他缺少军队的经历，因而对高级将领缺少制约力和声望，对他来说与军方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他无所作为，“在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伪装下，他控制着整个军队和安全机关的政治机构”。在国际事务中，他不是容易对付的谈判伙伴，他倾向于使他的外交政策来适应和服务于他的商业目标。戈尔巴乔夫的事例，很好地体现了苏联（俄罗斯）新旧领导人交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特征。

　　这里涉及到“一代人”的问题。有时这种概念看上去比较模糊和难于界定，但感觉里似乎确有这么一种特征存在。就它的解释性价值，其重要性和应用范围而言，这个概念引起了一系列难以解答的课题；然而，如果我们撇开枝梢末节，直接进入关键性内涵，就不难发现某些有意义的成分。首先，可以肯定，这类概念主要是政治上的，但同时也有重要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基础。如各种研究已经揭示的那样，所谓“一代人”在个性与心理特点上，至少有这样一些共性：首先，他们代表着一种政治上的共生代，这种共生代虽然直接与年龄有关，但与年龄学意义上的“同代人”并不完全等同，很可能政治上的共生代在范围上远远大于狭义的“同代人”或“同龄人”。列宁与斯大林的交接属于同代人的更替，而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更迭则是两代人之间的更替；叶利钦属于与他年龄相仿的那一代苏联政治领袖中的“叛逆”，同时可以算作普京、列别德和卢日科夫等新一代俄罗斯政治家行列中的“老兵”。其次，象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他们的历史经历，包括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阅历，也包括政治上业务上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对于这些人的个性、心理（或者说“代共性”）的形成至关重要；代内群体特点首先就是指这些人阅历上的共性，指他们政治上或业务上的成功与受挫的类同，以及（相应地）指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政策观上的相似。再次，“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分歧，具体地说是该社会骨干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精英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个政治制度与国际背景变化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考察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解读异同出现的方式及其根源，不仅对于了解作为精英的这些人的思想与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于了解精英赖以存在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很有助益的。比如，亨廷顿在讨论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进展主要是以制度化程度来衡量的，而制度化程度的具体衡量标准之一，是政治组织的领导层换代速度。“只要创建组织的第一代领袖还在掌权，只要最初遵循程序的那些人还在循规蹈矩，该组织的适应性就值得怀疑。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够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他指出，一个组织的领导层当然可能换人不换代。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各自早期的成长经历。同一代领导人内部相互取代（例如为了克服接班危机时就这么做），能在制度的适应性上有所作为，但这比起前后两代领导人的更替，即一班人被另一班具有明显不同的组织经验的人所取代，意义就不怎么明显。有趣的是，组织制度与领导者个人在适应变革的累积能力上有其显著的区别。一般地讲，组织制度常常是为了履行某些具体职能而创建的。当组织面临变化的环境时，它若想生存和发展，继续充当导航的角色，就必须减弱它对最初职责的承诺。当组织趋于成熟时，它会不拘泥现有的一切。个人情况刚好相反。一般地讲，个人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通常对特定的职责不作肯定的承诺，承诺的过程始于壮年，即他成名成家之后。当一个人越来越感到自己负有履行某些特定职责的义务时，他会发现，要改变这些职责和忘却自己业已掌握的对付环境变化的手段，放弃某些他已习惯和喜欢的既得利益，也越来越困难。他已形成自己的个性，习惯现有的一切（包括自身采取的全套策略）。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各种制度化指标中，政治学家们会给“组织人事的换代速度”以更大的权重。

四，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人与现实

　　常听人说，“现在的国际格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难于捉摸”。在中国，这种议论有时还带有指责的意味；比如，有的批评意见是：“类似李登辉访美和发表‘特殊两国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法轮功聚众闹事等事件，为什么就没有人有预警？我们那么一大批研究者干什么去了？”在国外这种看法也不在少数，比如当苏联“和平解体”、冷战没有经过热战便自动终结之后，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界有相当一阵子显得十分被动，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专家对此种具有重大历史意味的事态有过任何分析和预告。其实，何止是现在，过去、将来国际政治都没有、也不会有特别有把握做“精准预测”的时候。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

　　我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发出上述悲叹，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和气氛造成了一种以为世界可以是、应当是按照某些确切的规律加以运行的看法，他们进而认为“科学的理论”（不管是科学的政治学、科学的经济学或者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等等理论）有责任发现这些规律和加以说明；一旦学者工作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时，批评和抱怨势在必然。就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而言，我相信，那些以“用现代科学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自诩的经济学家，对此种看法的形成，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经济学观念和方法的帝国主义入侵”实际上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现有思维范式或定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尤其对中青年学者而言。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的作者、《科学》（science）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沃尔德罗普（M.Waldrop）批评道，现在的经济学就象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以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定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计量学家们如此成功地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出何种反应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什么样的特定经济形势作出何种反应：他（或它）会正好把自己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求，股票市场永远不会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这种观点使人联想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牛顿完美运动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他还指出：公平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经在基本的经济模式上发展出了各种各种详尽的阐述，以涵盖诸如前景的不稳定性和财产继承等事情，他们还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适应于税收、垄断、国际贸易、就业、金融、货币政策――举凡经济学家能够想到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理论仍然无法描述出“人类世界的混乱无序性和非理性，或者象每天都可以在加州的柏克莱大街上见到的那些情形”。

　　我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里，对当代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沃尔兹（K.Waltz），也有类似批评。我指出：“牛顿力学在沃尔兹看来是一种特别美的科学，因为它的抽象力和概括力极强，这种大胆的理论远离人的直觉经验，用点、力、质量、瞬时加速度、绝对空间和时间之类的纯粹理论概念，建立起了人们认识物理现象的思维框架；万有引力学说对于天体上和地球上的现象做了统一的解释，它的力量在于能够把大量过去互不相干的、凭借经验得出的规律和说明，纳入一个得到整合的体系之中。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做出了类似的尝试，它以‘单元－系统’的结构套纳现实的国际关系，凭据系统排列原则、单元功能原则和力量分配原则等划分不同结构的类别、性质和作用，赋予传统现实主义的许多历史智慧及结论（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度概念，自助与平衡策略，国家利益与权力争夺思想等等）以‘现代性’的外壳。这种‘解释想象结构’把牛顿力学引用到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作‘结构力学的国际政治观’）。”“在创造结构现实主义的过程中，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结构－公司行为’的观念和分析方法，是沃尔兹借鉴汲收的另一重要源泉。很明显，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国家行为’是‘市场结构－公司行为’的一种理论外化或应用，从外形到动力，从特点到过程，从现象到实质都是如此。沃尔兹充分利用了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在结构现实主义那里，国家便是国际政治‘市场’内时时瞄准生存保障条件和权力等级台阶这种特殊利润的经济人或公司，国家的所作所为无不具有利益考虑或者说利润动机；最关键的，是国际政治的结构尤其是大国关系的结构这种规制一切事态和进程的特殊市场，国际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冲突、战争、对抗、摩擦，或者合作、妥协、共处、联盟，等等，作为不同的价格吸引各国从事外交和国际交往，凭借这只‘看不见的手’（当代条件下也经常表现为‘看得见的手’），支配国际的进程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中，人们见到了‘结构’、‘单元’、‘系统’、‘层次’、排列组合原则和‘黑箱式的’功能分析等科学名词（包括某些科学方法及观念），却见不到或很少见到历史哲学、经验探讨、文化差异、个性原则等鲜活的东西；人们见到了伽利略、牛顿或阿什比，却见不到或很少见到卢梭、马克思甚至黑格尔”；“人的世界与物理世界和一般生物界毕竟有别。国际政治是有它的系统的，国际政治也可以表现为所谓‘单元－结构’，但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无论物理学可以给国际政治学怎样的类比或启示，后者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哪怕研究个人没有意识或承认这一点。同理亦适用于沃尔兹对经济学这门‘硬科学’的借用。当代批评已经证明，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包括它的‘经济人’假设），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无法提供解除世人困惑所需的全部知识（和对策）。……国际政治学家如果得不到比如说政治学对国家本身的结构、决策复合层次、利益集团差别的分析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比如说社会学和心理学对人性、领导者个性、人的各种需求等问题的分析的支持，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单薄和‘单向度’”。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近几十年开拓出的混沌学和耗散理论可以提供许多启示。混沌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和其它社会的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能产生混沌行为，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确定性；混沌行为对初始条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系统初始条件的一点小变化，最终能带来行为结果的巨大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即一个原以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变化（“南美洲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造成系统的面目全非（“在北美洲引起了一场风暴”）。一些混沌理论家认为，若存在混沌行为，则中长期预测（所谓“人的理性预期”）完全没有意义；由于初始位置无法把握，加上各种随机的误差，未来是测不准的。同时，混沌理论还说明，简单的系统可以产生复杂的行为，确定的系统可以产生不确定的行为。《从混沌到有序》的作者、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I.Prigogine），依据耗散理论及科学思想史的一些新进展，广泛讨论过自然界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对称性和非对称性、决定性和随机性、简单性和复杂性、进化和退化、稳定和不稳定、有序和无序等一系列重要的范畴，指出应当把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和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新联盟及新的科学观和自然观。他认为，牛顿力学的发现是人类思想演进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它引起各方面的巨大成就，直到今天牛顿思想仍在继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取得新的成就，然而，在某种思维惯性和科学至上论的长期作用下，牛顿力学和思想似乎成了“一个失去人性的世界”，“多少代以来人性包含的某些快愉和惊奇的源泉在它的一触之下而干涸，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失去了人性”。科学的世界――哪怕是现实中的世界――变得陌生了，而且与生命的世界完全分离，而这生命的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甚至把它叫作“主观的”世界也无济于事。科学家和神学家联合进来，竭力把自然描述成一个没有思想的、被动的机构，而这基本上是和自由以及人类思想的目标不相容的。“这个基督的自然被剥夺了使人能与自然‘演化’的古老和谐打成一片的任何特性，让人去和上帝面对面，因而它和只需用一种语言（而不必用莱布尼兹所听到的上千种数学声音）就足以描述的那种自然汇合起来了。”与此相反，普氏提出：人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应当超越牛顿思维的束缚，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今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论的世界之中。确实有不少现象在我们看来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比如无摩擦的摆的运动，或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在这种可逆过程中无所谓时间的优势方向。但是，也有许多不可逆的过程，它们涉及时间的方向性。假如你把两种液体（例如水和酒精）掺在一起，从我们的经验可知，这两种液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混和起来。我们却从未见过这个过程的逆过程，即这种混合物能自发地分离成纯水和纯酒精。因而，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除了决定性的过程之外，肯定还存在一个概率的因素，即包含在某些基本过程中，例如在生物的进化或人类文化的演变中。即使是对决定论描述的效力坚信不移的科学家大概也不敢说，在宇宙大爆炸之日，即我们所知的宇宙创始之时，本书的出版日期就已镌刻在自然的定律之中了。按照经典看法，自然的基本过程被认为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包含随机性或不可逆性的过程被看作仅是一些例外情形。今天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看到了不可逆过程的作用，看到了涨落所起的作用。”他强调，一旦传统科学及其思维遇到广大生物界构成的多维系统或由生动鲜活的人组成的社会等“复杂系统”，就不得不对自身加以修改，否则就将完全失去效力；“人类存在由不断创生不可预测的新鲜事物”组成。正因如此，普里高津把自己的努力、也是一本新作，定名为《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

　　确实，想想日常生活里我们所感受到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变性，就不难体会到普氏看法的道理，因为那种机械论的分析方法实在是无法适应我们面前这个变得越来越混沌不清的世界和国家间关系。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只包括很少国家和角色的系统，比如说象19世纪那样仅有十几个国家的世界体系，或者是理论上的单极和两极结构那样，我们便可能对这种系统中为数不多的角色分别加以讨论，看看它们的目标、手段、关系以及行为方式等等怎样。这种系统中各种角色的定位和思考（战略）原则上是可知的，能够预见的；国际政治的博奕论搞的就是这一套，它类似于经济学上讲的理性预期。这并不是说系统内不会出现突发事件，而是说此类事件的数量较少、影响有限，研究者“犯错误”的可能性较小。很自然，系统内的角色越少，它们的目标和态度越相似，可预见度就越高。现在，让我们看看现实的世界，尤其是不同于18－19世纪的今日世界罢！单从国家层面上讲，角色的数目就要多得多，即使它们是同质的，数目的增加就足以使事物变得更加复杂。19世纪后期时，世界体系里活动的不过十数个国家，20世纪中叶联合国成立时其会员国也才刚过50个，目前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有主权地位的国家数量，已经将近190个。不只在国家层面上，战略的不确定性是从前无法比拟，从复杂性角度观察更重要的是，除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涌现出了日益增多的各式各样的角色，它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模式更是难以确定――宗教组织，跨国公司，新社会运动，政治集团，反核人士及生态保护团体，女权主义呼吁者，不分国界的资本流动及其掌控势力，同性恋联盟和其它稀奇古怪的“俱乐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哪一个都无需政府参与或许可，谁都有可能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它们的类型、利益、目标和行为方式都更加复杂多样和难以定性。研究者对它们所知甚少、把握更小，它们的选择的后果更难预测。同样是宗教组织和政治集团，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区域内，又有许多差异和矛盾。甚至对生态组织和同性恋团体都可以说同样的话。它们使得判断分析、预测对策的工作变得更加难办，遑论“准确预警”、“未雨稠缪”！？理论上讲，上述变化要求我们对复杂性和偶然性有更加全面综合和有动态感的了解。法国一位研究者提出：“从常识讲，复杂性表现为一种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在控制论、系统论和独立组织的理论范畴中，复杂性概念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系统内各种因素之间极大的差异性，而尤其表现出这样一种极其难以预料的活跃性，即一种由极其众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可变性和它们之间大量不同性质的关系而产生的活跃性”；他精辟地分析道：“对一种极其复杂的形势难以估料表明，复杂性这一概念近似于偶然性概念。”他认为，所谓偶然性，指的是两个以上的因果关系或不同目的组成的“链条”不期而遇的不可预见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偶然事件的确定，既涉及到对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复杂程度的说明，又牵扯到对既定对象特点的描述，其特点好比计量学上所形容的那样――“用4个参数，你可能估量一头大象，而用8个参数，你便可使大象的尾巴动起来”。《复杂》一书的作者，用同样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复杂性”范畴的意义：“牛顿的机械化运动的比喻接近正统的正教，这个比喻认为宇宙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上帝安排了世界，只要我们循规蹈矩，秩序自然存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行其责，追求我们各自的正当权益、努力工作、不打扰别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自然趋于均衡”；“而另一种理论选择――复杂性的特点――则完全是道教的。在道教中，秩序不是天然固有的，‘世界从一开始，一变成二、进而变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又导致无穷无尽。’在道教中，宇宙是广袤的、无定性的、永恒变化的。你无法将其定死。”“复杂性理论不是基于牛顿式机械化预测的比喻，它似乎更接近于一棵树从树种长成参天大树的比喻，或者好比一个计算机程序从几行编码展开，甚至或许是一群头脑简单的鸟儿，有机而自组。”

　　分析到此，不能不讨论一下所谓“人的理性”。事情如此复杂，偶然性又如此普遍，那么人的理性能否从容思考和应付这一切？回答可能是否定的。说起来，现代物理的世界和牛顿的思维方式确实是某种“理性之体现”，但人的世界就不那么简单。人可以“理性地”改造自然，却未必能够同样地对待自己，包括理性地预测人的命运和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也许正因如此，如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爱因斯坦对人的科技成就与人类弱点的复杂关系，始终存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这位发明了广义相对论、极具智慧和良知的学者，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特别悲惨的时期，即法西斯主义、排犹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晚年时感觉到，所谓人的理性，也可能是最不理性的，因为人类用科学思想和方法创造出来的原子弹及其他手段，可以从根本上毁灭人类自身和整个地球。爱因斯坦指的当然是最极端的人的理性之异化，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看上去不断发展、不断演化的人类理性，确实含有深层次的、难于调和的内在矛盾。人作为一种类种，似乎变得越来越聪明和有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人性的复杂性，包括情感个性、善恶动机和非理性等等，却往往不受人自己的控制，造成有时相当积极、有时却非常消极的结果。人的理性或非理性，实际上是很难界定、很难预测的。尤其在国际政治里，看上去个人的存在似乎不重要，实际上国家的行为完全是由那些有复杂情感和理智的人决定的。在考虑国际政治里，必须把它作为人的种种行为的结果加以考虑。联系到上一段讨论的内容，可以这样说，在国际政治里个人的行为出于不同的原因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所谓的不可预见性，或者说历史上意外事件的发生（偶然性），其根源往往在于――从积极方面讲――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于人――从消极层面看――会出现非理性和“犯迷糊”，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千千万万的个人――从小国的国务活动家到大都市中的出租车司机，从联合国难民署的普通工作人员到非洲之角的乞讨者，从女权主义者到同性恋追求者――所扮演的角色之千奇百怪、千差万异。可以说，没有这种奇异性和差异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离开这种奇异性和差异性，人们见到的，毋宁说是“梦到的”，将是《理想国》或《桃花园记》。

　　知道了这一切，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就不要对某些政治家的某某事件体现着或预示着“历史必然性”的大话不必太当真，至少不必照单全收；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邱吉尔会说，历史就是一件接一件见鬼的事件组成的。《复杂》的作者这样形容历史的偶然性：“正反馈积累了一系列无关紧要的偶然事件――在大厅的过道上谁碰到了谁，哪辆货车凑巧在哪儿停下来过了一晚，意大利制鞋匠凑巧移民――这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会扩大成再也不可逆转的历史。难道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能够完全只依靠自己的天份而成为超级明星吗？这是很难的。她幸运地在唯一一部引起哄动的电影里扮演了一个角色，因此而扬名。仅仅因为有了名声，她就从此飞黄腾达。而和她同时入行、和她具有同等才情的演员却没能取得任何成就。难道英国的殖民者们当年在寒冷而多石的马萨诸塞海湾聚焦，是因为新英格兰的土地最适于建农场吗？不。他们到达并聚焦在了那里，只是因为马萨诸塞海湾是这些移民到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们下船登陆的地方，而他们在那儿下船只是因为他们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寻找不到弗吉尼亚州，迷失了方向。拥有者获得――殖民地一经确立，就再没有回头的路了。没人再想选择波士顿，再搬到别处去了。”在我看来，沃尔德罗普这位《科学》杂志的著名撰稿人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历史进程同样包含人的有意识的努力，具体的事态中包含着人的理性和计算，许多事情的发生恰如所预料的那样，规律存在于相当多的事态和进程中，但他所以强调历史偶然性和复杂性的一面，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因为他想以振聋发聩的语言一扫旧习，使读者的思考方式非线性化、立体化，更有层次更有创造力，使原本十分生动丰富、但被过分简化的历史画面，重新变得生动和丰富起来。

　　20世纪最有名的政治心理学家之一的沃拉斯（G.Wallas），曾经仔细探讨他所说的“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现象。他发现，“人总是按照对本身利益的明智见解行事”的假设，是与一般人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习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又可分成两个独立的假定：第一，人总是按照对达到一个预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推理行事的；第二，一切推理都是同一类型，由同一“论证”过程产生的。然而，事实和分析都有力地证明，这两个假设都是有问题的。首先，人并不总是按照对目的和手段的推理行事的。在政治中，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直接刺激下行事，其感情和兴趣可能与正式的口号和要求大相径庭，或者说，与政治家通过“理性分析和引导”得出的东西针锋相对。“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作出的理智推理，而且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民修正的意向。只要留意一下诸如个人喜爱、恐惧、嘲笑、财产欲等冲动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其次，人们确实总在对他们的政治行为的结果做出判别，但这种判别很难说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推理”。虽然心理学小册子上讲得似乎明明白白，但真的要去追究，却不是一件易事。人的头脑就像一把竖琴，所有的琴弦都一齐震动；因此，感情、冲动、推理以及称为理性推理的那种特殊的推理，往往都是单独一种心理体验的许多同时发生的、互相混合的方面，它们是如此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以致常常很难断定这一连串的意识状态是称为感情还是推理更为合适。即使当一个人的思想明显属于推理类型时，也不一定能够说清楚它的每个步骤到底是不是由一个明确的目的控制，哪一步算本能、哪一步算推理。我们的许多推理，就像它们所伴随和改变的准本能冲动，是在我们根本不作有意识努力的时候发生的。人看见一块石头掉下来身子就向后跳，在这种纯粹本能的动作中，跳的冲动以及石头掉下来有危险的推理只不过是同一个无意识过程的两个名称。它既是本能冲动，也可以说是本能推理。“所有这一切的政治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推理的结果。习惯在政治中显示的力量主要是形成各种思路。……这样下意识地形成的意见，是我们日常生活事务中一个相当可靠的指导。物质世界并不是经常故意欺骗我们，我们的最终信念乃是无数个独立的、瞬回的推理的结果，其中正确的推理比谬误的推理多，也比谬误的推理更有可能存在下去。”沃拉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看待股市现象。按照理性预期学说，既然所有的经济行为体都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所有的投资者必然是完全理性的人；而且，既然这些完全理性的投资者对所有股票的长远预期获利都掌握同样的信息，那么他们对每股股值的估计，即在扣除利率后的预期净利，就应该总是一致的。照此推理，这种完全理性的市场就永远不可能陷入投机性的炒做和崩盘，股市最多只会由于对各种股票预期的最新信息而稍有波动。据理性设想，纽约股票交易所大厅必然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可是事实却与这种预期大相径庭：形形色色的泡沫和崩盘在大起大落，交易员的情绪同时在发生变化，狂喜和恐惧、焦急的期待和极度的沮丧、信心十足与萎靡不振；一会儿“熊市”，一会儿“牛市”。很多时候看上去，股市真象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股市难道不正是正常的人从事的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吗？它难道不正是人的本能冲动与本能推理的综合体现吗？它难道不正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结合的最佳实践场所吗？在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交错、替代或较量中，人的兴奋感（或疲劳感），或者人群的数量多寡，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股市算是一个事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个很有心计的人，会在冗长会议最后阶段，趁大家难于集中精力之时通过某项在通常考虑下很难通过的决议。政客在群众大会上以高谈阔论吸引听众也是一例；不论是否真的负责任或符合“理性考虑”，政治家激昂的言辞和许诺对现场听众总是特别有用。人的理智和动物性，理性与非理性，形而上与形而下，只有相对的区别，这种区别更多地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而是想象于分析者和理论家的脑海里笔端下，其实这些个“对子”是无法断然分割的；恩格斯说的精辟而俏皮，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这些分析教导我们，任何时候在判断问题时都要留有一点余地，不要把任何个人的作用神秘化，譬如说，把本来很平常的国际政治斗争，说成是智力超常者的精彩博奕。

　　总之，我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不应满足或局限于传统的宏观式的泛泛议论，而应更多地从人性入手，揭开各种神秘的面罩，开启微观政治分析的大门。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仅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始，是“个性、心理与国际关系”大课题下的一小部分内容。作者当然期待着更多人的批评与加入，并以此看到微观国际政治学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