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99年秋天，一位在纽约的朋友，姓张，由于在我们组织的一些抗议活动中帮过忙，应该算做是中国民主正义党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一名重要人物。据介绍，这位重要人物当时在美西居住，在纽约看朋友，也是上海人，过去曾经是一个上海市公安局里的一个“政保”，不过因为勾心斗角遭同事暗算，携带了许多机密的情况逃到美国，在美西已经提出了政治庇护。

我对这位重要人物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于是让这位姓张的朋友，安排这位重要人物在一家餐厅见面。

现在已经忘了这位重要人物当时告诉我他姓什么了，暂时根据模糊回忆就算他姓孙吧。

孙先生与我见面之后，寒暄式地赞扬了一番正义党和民主党（当时我们两个组织的机构和人员重叠，并在一起活动），称赞了王炳章、王希哲、傅神奇等，他了解傅申奇是上海人，他了解傅申奇在上海坐过牢，他了解傅申奇携妻子和儿子流亡美国，他说傅申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我，事情很多，也急于切入主题，几句简单的寒暄之后我觉得够了，直接了当地问孙先生：“听小张说你在上海是公安局的？”

孙先生立即拿出了他的证件，我看了，第一次有机会拿在手里看公安局的证件，看得很仔细，但无法知道真伪，但有了一个疑问，没有马上提出。这个证件无法说明孙先生是不是“政保”警察，我也不知道公安局的“政保警察”是不是证件上应该有关于“政保”的说明。

“听小张说你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还顺利吗？”我接着问。

孙先生没有立即回答，张先生接过话题，他告诉我说，孙先生的政治庇护申请还在进行当中。

我询问了孙先生何时来的美国，何时提出的政治庇护，根据这两个日期和当时的日期，我肯定孙先生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没有在面谈的时候通过，如果政治庇护申请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个申请案应该在移民法庭审理中，并且应该已经到了审理末期。

“你的案子现在在法庭，对吗？”我对孙先生说。

孙先生有点吃惊地说：“你真的很厉害啊。”

对我来说，这样的判断并不难，在民运组织里，政治难民身份的多得是，自1988年我首次在美国接触海外民运，大部分民运的主要人物都是政治难民身份，许多活跃人士也是政治难民身份。

“法庭下一次听证是什么时候？”我继续关心地问。

孙先生又没有立即回答，还是张先生接过了话题。张先生对着孙先生说：“已经听证过了吧？”

孙先生回答：“是的。”

张先生：“你律师说法官要你补充材料？对不对？”

孙先生：“是啊。”

张先生：“什么方面的材料？告诉石磊，他在这方面很熟悉，你需要帮忙，要把事情告诉人家。”

他们对话，我听着，我有点明白了，这位孙先生申请政治庇护，遇到了问题，需要找人帮忙。不过，根据我的了解，这样的申请案，我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的。孙先生既不需要我推荐比较负责并且同情民运的人权律师，也不需要我告诉他法庭回答问题必须直接了当，不能“把话从头说起”，跟他解释美国司法中“合理怀疑”自需要提供“合理解释”而不是象中国那样需要“消除怀疑”也不会对他有任何帮助了。不过，我的兴趣还在能够从这位上海来的“政保警察”那里了解到点平时没有机会了解到的“知识”。

“我猜想，你政治庇护申请案遇到的困难，问题是不是出在你曾经是‘政保’上？”我把我的兴趣参和到孙先生需要帮的忙一起去。

“正是这样。”孙先生第二次表示出惊讶，再次称我“专家”，赞叹为为什么“一猜就中”。然后他告诉我：“法官要我提供证人，证明我在当‘政保’的时候帮助过政治犯。”

“听说你同情过政治犯。”这是我编的，我并没有从他的朋友小张那里这样“听说”过。

“我的政治庇护申请书上是这样说的。”孙先生说。

孙先生这句“我的政治庇护申请书上是这样说的”，立即让我明白了，关于帮助过政治犯的事情不存在，只是申请政治庇护的申请书上“这样”说了，也就是这样编了故事。

我改变了说话的口气。我说：“小张知道我，我在中国没有坐过牢，我和共产党没有直接的仇恨，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很熟悉政治庇护，如果你真的认为我可能帮助你，你要告诉我实话，否则我的建议对你来说不会有作用，还有可能误导你。”

孙先生表示同意我说的话，张先生也在一边劝孙先生应该对我放心。

我接着说：“你在干政保的时候，究竟帮没帮过政治犯？”

孙先生支支吾吾，我判断他没有帮过政治犯。

我继续问：“你接触过政治犯吗？特别是现在已经流亡到美国的政治犯？”

我问完这句话，觉得有点不合适，没有期望孙先生会直爽地回答我。不过，孙先生却立即作了回答：“没有。我没有接触过具体的案子。”

“那你在政保里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奇怪。

“我申请书上说我在政保里是干档案文书的。”孙先生说。

“刚才我看了你的证件，证件上既没有说你是政保的，也没有说你是干档案文书的，说你是‘警员’什么的。移民法庭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起了开始谈话时脑子里留下的疑问。

“这倒没有提。”孙先生说。

我一边思考接下去的问题，一边招呼吃了几口东西，然后说：

“你只不知道，你是一个政保警察，政保这个部门是专门迫害政治犯的，政治庇护的法律规定，迫害过别人的人是不能批准政治庇护的，只有一个例外，除非你能够证明你确实帮助过政治犯，比如目前流亡美国的政治异议人士中，当然应该是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人士，如果你在国内帮助过他们，他们愿意出来为你在法庭作证，那么你的申请就有可能被批准，否则应该是不行的。你的律师没有告诉过你这个道理吗？”

孙先生一听，急了，而且很生气。他说：“不瞒你说，刚来美国，我什么也不懂，我的政治庇护申请书是人家帮我写的，说我是政保警察，告诉我说，这样说申请容易通过。”

我重复了关于迫害他人的人在美国的移民法律上是不能被批准政治庇护的道理，并且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孙先生开始谴责起帮助他写政治庇护申请书的人和他的律师来了。

小张在一旁开了腔：“石磊，我来告诉你吧。小孙是我上海时候的邻居，它是派出所的警察，不是政保，帮他写材料的人要他说是一个区政保的，他就同意了。”小孙补充说，他虽然是派出所的一般警员，可是对区政保的科长、科员什么的都知道姓名，也基本了解他们的一些行话，等等，所以觉得应付美国移民局没有问题，当时只是希望能够政治庇护申请顺利，但不懂美国法律中相关的规定。

对此，我能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助这个孙先生呢？我说：“我猜想，你想花点钱找一个上海流亡出来的政治异议人士帮你出一个证明，证明你在当‘政保’的时候帮助过他。”

孙先生和小张的眼睛立即亮了起来。但我接下去泼了他们一碰冷水：“我认识许多上海流亡出来的政治异议人士，但是我不知道会有人答应这样作证，我认为不会有人有这种胆量，因为他们如果在法庭替你作了伪证，他们等于就被你控制住了，如果一旦美国移民局发现他们作伪证，他们自己的政治庇护会被取消，他们会被遣送出境，遣送回中国，而在中国等待他们的却是坐牢，他们坐过牢，不会愿意在坐牢的。”

我的话没有说完，两位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张先生连连称“是啊，是啊”。

我继续对孙先生说：“不是我怀疑你，我只是分析给你听，假如你是上海派来的，哪一个这里的民运人士替你作了伪证，你就控制了他，你可以随时威胁他，他就只能为中国警方服务了。”

孙先生立即表示他绝对不是上海派来的“特务”，张先生也说孙先生和许多其他来美国的人一样，只是为了孩子今后的前途和一个更好的生活，希望在美国取得合法身份，绝对不是我假设的那种人。

我说：“虽然这是我的假设，但如果你和一个流亡到美国的政治犯去提出这样的交换条件，你给钱，他替你作伪证，人家不会怀疑今后永远受你的控制吗？”

两位说我分析得“有道理”，但他们也都表示出无奈和失望。我还有话要说。

“再假设，如果真的有哪一个流亡来美国的政治异议人士为了钱替你作了伪证，那说明这个人胆子很大，不怕后果，很可能这个人对在美国生活很不满意，这样的流亡异议人士多了，他们在美国生活得很不好，他们回中国去不见得就会坐牢。这个人肯定是需要钱，也许很缺钱，被缺钱逼得没有办法才会这样豁出来帮你，或者是极其贪婪才同意这样来帮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觉得你今后就被这个人控制了呢？比如说，你们交易完成了之后，他又找你要钱，说好听一点就是一直找你‘为民运捐款’，或者‘借钱’，你捐不捐？他如果拿那事来威胁你，你怕不怕他？你填得了这样的无底洞吗？他会威胁你的，因为他并不怕‘两败俱伤’，他不喜欢美国，甚至反美情绪很明显，他作了大不了回中国去的打算，他知道他回中国去，只要不继续搞政治，他不会再坐牢了。”

两位听得全愣了。

虽然我没有提供孙先生想要的任何帮助，也没有提出任何给孙先生有希望的建议，不过，孙先生和小张最后还是表示，他们从我的谈话和分析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接下去我们约定对孙先生的政治庇护案的事情“不谈了”，继续聊天，“交个朋友”，把那顿饭吃完。孙先生说他和小张讲好了由他来买单，我对孙先生的“遭遇”内心还是同情的，我抢着买了单，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祝孙先生能有好运气。

孙先生后来的政治庇护案究竟如何，我没有打听，小张后来见到过一次就再也没有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