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讨论是从金靖杰与一位中国朝鲜族年轻女士连小姐的谈话开始的：

金：所以，你在中国与警方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

连：有过一次吧。那次用韩国护照想从上海出境，被抓到了，被边防警察打了一个嘴巴。

金：是不是你顶嘴了？想争论什么？

连：不是，是他们问我自己的真名字是什么的时候，我不说话。

我们在旁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金先生会问连小姐是不是顶嘴了，而连小姐的回答是不说自己的真名字，说明金先生认为有连小姐自己一方面的责任的猜测在准确范围之内。

当时，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警察随意侵犯人权，就是没有犯法、犯规的落到警察手里被打个半死也是经常的事，那么拿着韩国护照想偷渡出境被中国边防警察抓住了，只是被打了一个嘴巴不算严重，绝对不会想到连小姐方面的责任问题。所以，问金先生怎么会想到问这样的问题。金先生的解释是：我想知道被打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避免。

石磊尝试着想完整地把我的这个问题解释一遍，他大约是这么说的：我们正义党的思路是，在研究遭受人权侵犯和遭受迫害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事情能否避免，而不是把事情扩大到遭受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迫害才算表示了勇气或者坚定的立场，我们希望的是学会保护自己、保存力量、以成功和胜利，应该说主要是小的胜利，以及避免危险、避免伤害来提高斗争士气。我们鼓励勇气和坚定的立场，但我们不能忽略智慧的重要性，以弱敌强的人权民主运动，要成功，光有勇气和坚定的立场不能成事，成事，要靠智慧。

这样，全美仙小姐挑起了关于“从中共边防警察的角度”来说，打嘴巴的‘正当理由’的争论。全小姐认为，“从中共边防警察的角度”来说，连小姐在试图偷渡出境被抓到的时候，被询问自己的真实姓名，她不说话，已经金先生猜测的与边防警察顶嘴，都给了本来就无视基本人权规则的中共边防警察一个打人的“正当理由”，而连小姐如果以合作的态度与中共边防警察说话和回答问题，那么她可以避免被打一个嘴巴，这样，提到理论上说，连小姐遭受人权侵犯和迫害的事情就不发生，中共边防警察侵犯人权的迫害行为也就不会发生。

连小姐同意全美仙“事后诸葛亮”的分析。

不过，我觉得就这个问题上升到策略、方法、理论的层次来看，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说一说。

我同意全美仙的基本分析，我过去在邮局工作，我知道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不少邮递员总是希望能够找到退信的“正当理由”，比如邮资不足，收信人姓名不全，地址不清楚等等，这样邮递员一天的送信路程常常就可以缩短些。其实，很多这样被以“正当理由”退给寄信人的信，如果试投的话，大部分是可以准确投到收信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正当理由”这个词，应该是恰当的。

另一种情况下，使用“正当理由”这个词就不够恰当，为了避免发生误会，还要加上“按照......的立场”做解释，理解起来也很吃力，但使用“合理的借口”，就比较清楚了。关于上海边防警察打人，说打人是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并不恰当，因为我们不会相信上海的边防警察把打人当作目的，不过，我关于邮递员想偷闲的例子，如果用寻找“合理的借口”来形容，意思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许多中国大陆的政治异议人士，维护人权的活动人士，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的活动是中共政府想要阻止的，这是中共政府的目的，但是他们在受到打压的过程中，在受到镇压的过程中，是不是存在让中共政府找到了“合理借口”呢？如果不给中共政府找到“合理借口”的话，少让中共政府找到“合理借口”的话，这些政治异议人士等，是不是一方面可能减少所承受的痛苦和灾难，另一方面可能因为能够继续“活得很好”而对其他人是一种鼓舞和影响呢？这个问题没有深入讨论。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民主和维权的活动如果不能扩大和发展，那么这样的活动就会死亡，不进则退，打胜仗对鼓舞士气肯定是必要的，我们当然不能总是靠吃败仗、靠夸大“被敌人歼灭”的数字来博得同情，这种同情再高，再多，也不会有利于运动通过其正面的影响力而得到发展。

简单地说，我这里希望能够深入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别给侵犯人权与迫害者以“合理借口”。希望能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