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海玉姐姐文章中说的连小姐偷渡出国被抓，边防警察问话，她不回答，挨了一下嘴巴，我们就从这个问题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很好理解，可以说明很多东西，也容易告诉国内还不很明白人权啊、民运啊的普通百姓，让人家理解，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

很显然，让我们夸张一下，假如连小姐偷渡出国被抓，边防警察问话，她不回答，边防警察打她一嘴巴，她含一声“打倒法西斯”，结果连小姐一定不但会被打得够呛，可能还会被投入拘留所，然后连小姐在拘留所绝食，狱警灌食，最后连小姐被判了一年劳教。

对于连小姐这是夸张，实际上这样类型的情况存在还是不存在呢？作为人权、民运的团体，特别是在海外的，有没有谁是在刻意鼓励这样的“反抗”呢？

就这一个问题，很简单，很好理解，我们需要告诉国内的朋友，告诉公众，针对任何人权、民运的团体，针对任何宣传媒体和其他团体，针对任何国内的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正义党要说的是反对这种“制造人权事件”的做法。为什么要反对，不需要说理论，把这个例子说清楚就行了。

如果继续在夸张下去，连小姐本来就患有严重的心力衰竭，结果连小姐在被劳教的时候继续绝食抗争，结果死了。对于这个假设，正义党，从抗争的策略方法角度来书，应该是什么立场？我们的立场依然是不主张连小姐的做法，反对任何鼓励这种“制造人权事件”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了，对于维权也好，对于民运也好，没有任何好处。

当然，正义党也许要告诉公众，正义党绝不会同意把连小姐的经历变成如此说法：因为反对逃中国的划生育政策受迫害，遭追捕，试图偷渡出国，出境时被机场边防警察认出，在机场被殴打，连小姐英勇地在拘留所绝食和平抗议，恶警灌食，连小姐被送劳教不久，被折磨致死。我们说，如果正义党这样做了的话，会有以下这些坏处：

（1）我们自己知道这是不正义的，但是也许我们能够用对“反共”的认同来暂时保持口径一致，可是我们的道德制高点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就已经从芯子里腐烂了。从此，我们这个组织的领导层就无法用正义、道德来召集力量了，如此下去，反复循环，越走越邪是可以的，称为一种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并且有发展前景的政治力量，那就绝对不可能实现了。

（2）本来，如果连小姐只是不回答问题挨了一下嘴巴，我们可以指出这是一个中共政府人员侵犯连小姐的基本人权的问题。如果连小姐按照假设情况那么做，最后死亡，而正义党按照假设的情况，改变连小姐的经历来指控中共的侵犯人权的恶劣性，我们能得到什么正面的有意义的东西吗？没有！我们只不过给中共的脸上摸了一层灰。可是，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呢？我们本来可以就“打嘴巴”这个小的人权问题，得到机场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的同情，得到机场旅客的同情，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这样的同情我们是能够得到的。同时，我们组织内部，所有对连小姐被“打嘴巴”的同情也是真实的，出于良心的。假如我们按照假设中的说法来做，我们虽然搞出来一个了不得的死了人的特大人权问题，我们可以因此获得各个方面的关注，可是我们却失去了真正的同情，机场其他政府工作人员不会同情了，知情的旅客不会同情了，拘留所、劳教所的同监也不会同情的，就连我们组织内部所表达的同情也是一种政治伎俩，而不是出于良心的，如果一旦不真实的东西曝光，那损失还会更大，真实的情况就是真实的情况，不能说因为“有利于中共”就可以用宣传叫人不信，那时把赌注押在邪恶一边，这不可能是正义的，也不会有道德力量。所以，这样做的坏处，很严重。

（3）我们追求实现人权、自由和民主，这是我们要改变规则，要政治按照我们的规则来玩，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原则。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按照中共的规则和中共玩，这是策略，策略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不能不讲策略。在连小姐这个例子后面的假设中，只不过是坚持按照我们自己的规则来玩，坚持原则了吗？是的，可是没有讲策略，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对中国人权、民主运动来说，我们得不到什么。如果讲策略，挨了一嘴巴之后，就按照政府的规则玩，先合作避免事态扩大遭受更大的痛苦和灾难，然后就这“打嘴巴”的事情，承认不回答问题不合作是错误的，向边防警察道歉，同时也指出边防警察“打嘴巴”也是错误的，也要求边防警察道歉，指出“打嘴巴”是侵犯人权的，不管边防警察道不道歉，这样，事情小，但人权民运一方不但能赢，而且还能博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对上面所的三点进行总结，就是说，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就“小人权事件”能够获大胜和“制造大人权事件”自己却只能等待失败并且还会自我在正义、道德和获得同情方面全线崩溃的－－简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