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服务器 控制 登陆 注册 更新 搜索 投稿 退出 联系 首页
最新文章
文摘
专题
参考
热门文章
海外组织
资料目录
中国民主正义党 cdjp.org / 最新文章 / 也谈自民党的“春秋战国”(石磊评注)
也谈自民党的“春秋战国”(石磊评注)
05/12/07    潘晴    自由中国论坛
[]内小号黑体字为正义党石磊评注
(石磊)点评潘晴文

文/潘晴
   
    最近,自民党突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除了在互联网上化名的一些文章,居然连民阵主席费良勇也不避嫌疑,公开署名在《中国事务》论坛上发出一篇名为“中国自由民主党简史”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不是费良勇,而是郑源]。文中内容正象黄慈萍女士所说的“可圈可点处不少”。在我看来:一些网络化名者的用意,除了制造话题,挑起事端,歪曲历史之外,更有误导公众之嫌。“网络马甲”们身份不明、意图不轨,自可理解。而费良勇身为民阵的负责人,贸然对自民党的历史“说三道四”,就教人难于理解了。不知费良勇先生何时加入过自民党?此时不忙于“民阵内部事务”,急于关心“他党之事”意于为何?[刘泰在“东西南北”评论那篇文章说:“有其风、无其实。”]
   
    为使历史真相不被“误导”,本人十分赞成黄慈萍等自民党创建时期的“元老们”,对自民党真实的历史进行回顾。除了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告诉公众以真实情形。此举对自民党今后的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本人既为自民党之一员,又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责任,当然应对公众做出交待。所以在此正式表明:欢迎参与组党的前辈们,本着对自民党的关心与爱护,发表你们的意见。本人也愿意“抛砖引玉”,就自身的经历谈谈自民党。[我来闲聊,也算管管闲事]
   
    本人于1990年经谢果成先生(自民党第一届联委委员)介绍,在美国正式加入自民党。回澳洲后,自9月份起,陈厚琦先生代表“联委会”开始定期和我,并通过我与在澳洲筹备自民党的其他一些朋友联络。寄来《党员通讯》和“建党宣言、章程”等相关文件,推动自民党组织在澳洲的发展。10月份,“中国自由民主党澳大利亚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向陈厚琦为主任委员的“联委会”报备。当时在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们因对自民党不了解,加上敏感于自民党的“激进色彩”,大部分参与民运的人士均进入了“民阵、学自联”等组织,也有一部分加入了“民联”(因受89年“罢王风波”的影响,基层一些盟员也被“开除”,因此发展不顺)。自民党在澳洲的发展与美国相似,最初也是由一批老民联的成员加上留学生中较坚定的反共人士所组成。筹委会组建时只有十六个人,其中,杨晓榕(原中国民联悉尼分部主任委员-1987)、伦宝兴、吴元笋等人均是“六四”前澳洲民运最早的参与者和骨干成员。王晓春、余世新等“89民运”的参与者和我是“六四”后流亡澳洲的。只是由于创建“自民党澳洲分部”为本人发起,因此成为“筹委会”负责人,并怼鞍闹薹植俊背鱿?1[乱码]年夏季在纽约长岛举行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王炳章当选为主席,倪育贤、岳武当选为副主席)。
   
    此次会议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召开得并不顺利。开会的起因是由于陈厚琦先生的个人原因,不能继续履行“主任委员”的职责,向“联委会”提出了辞呈已有几个月了。自民党“一届联委会”应对中央机构的“瘫痪”,不得不迅速采取措施,以重整自民党。但由于组党之初即埋下的隐患:全美学自联ccc的一批建党骨干与王炳章所代表的一批前民联成员未能达成共识,使得自民党从建党初始就困难重重。(这一部分黄慈萍、陈兴宇、刘修才、方能达、石和平、王建安、谢田、杨农、倪育贤、叶宁、杨铮等人最有发言权)而“长岛会议”未能真正解决这一“历史问题”,因此为不久后的“自民党分裂”埋下了种子。
   
    陈厚琦先生和“全美学自联”的一批创党骨干没有出席“长岛会议”(到是“中国民联”的负责人,新当选的主席:于大海和薛伟等人出席了会议)。大会由“联委会”代理主任委员杨农、联委刘修才等人主持。倪、王等人经协商和操作后,形成了预期的选举结果。(这是各方谈判、妥协的结果,而由于“全美学自联”的退出,有心问鼎“党魁”的人,只省下了倪、王。这一格局“人为”的痕迹太重,“破局”的风险开始时就“预埋”其中了。)本人在杨建利、方能达等人的支持下,也参加了“执委”竞选,排名第八。后大会通过议案:决定“执委会”只设七名,于是顺序列为候补委员。会后,王炳章、倪育贤等人以新的“中执委会”名义,任命本人担任“中央特派员”负责澳洲的党务发展。(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自民党颇具“列宁式”政党的风格,代表们的“革命誓言”仍“历历在目”,本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赋以“重任”的。)之后,自民党在澳洲的发展有了快速进展。至1992年时已发展到了500多人,正式成立了“澳大利亚委员会”,经大会选举,我当选为“澳大利亚委员会”第一任主席,余世新当选为副主席,吴元笋当选为秘书长。至九三年,全澳共组建了悉尼、新南维尔士、墨尔本、维多利亚、坎培垃、佩斯、西澳、五龙港及黄金海岸等九个支部,党员人数已超过1500人,成为澳洲民运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形成了自民党在海外最大的基层组织。[印象很深]

自民党在澳洲之所以能取得较快的发展,是与自民党创建时的思想之魂--即建党宗旨"铲除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政体"分不开的。特别是自民党建党宣言中阐明的:"我们致力于用和平的方式在中国实现民主,但如果中共当局顽固地坚持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时,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这一立足于人权原则基石之上的政治主张。得到了经过"六四"血腥镇压之后,已看清中共本质的许多海外留学生的认同。而这一原则的主要倡导人,即是自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倪育贤先生。

倪育贤先生是《自民党建党宣言》的主要撰稿人。"六四"镇压之后,倪育贤先生在北美最大的华文媒体《世界日报》上,发表了"论打倒共产党"等多篇理论文章。提出了"从人的自由出发追求民主"、"彻底否定中共一党专制"等政治思想。这些鲜明的、不同于"民阵"等压力团体温和诉求的政治立场,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说得简单直接一点就是:台湾认为当时的民阵不反共,所以需要建立一个规模不亚于民阵的“反共”团体。]因此,倪育贤和全美学自联ccc的骨干成员们,如:陈兴宇、黄慈萍、石和平、王建安、陈厚琦、刘修才、杨建利、谢田以及全加学联的方能达等共同成为了北美组党运动的发起人。出席和主持了1989年12月筹备组党的"黑堡会议",起草了《组党倡议书》。这次会议上,倪育贤、石和平、刘修才当选为召集人,被赋以组建自民党的历史重任。[黑堡会议好像还没有最后决定成立的政党名称。]

1989至1990在北美的组党过程,正象黄慈萍女士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自由民主党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筹办,比较重要的是1989.11Chigago和1990.3Columbu的筹办会议,另有一次Blacksburgh会议。但如果正式地算成立时间,应当为(全美学自联二大后)1990.7在哥伦布正式成立。由于学自联方面的坚持,王炳章未能成为其主席,第一届主席为来自Illinois的陈厚琦博士。"[潘晴和郑源的回忆应该是对的:陈担任筹备期间的联委会主任委员,自民党的第一个主席是王炳章。]

而在海外第一个树起民运大旗的王炳章博士,由于受89年中国民联"罢王风波"的影响。以王炳章为代表的一批前民联成员,未能成为组党活动的核心。但由于这批前民联人士的积极介入,基于妥协的考虑,在哥伦布自民党正式成立大会上,杨农、徐英朗等前民联成员被选入"自民党一大联络委员会"。学自联的陈厚琦博士当选为联委会主任委员,倪育贤、方能达、黄慈萍、刘修才等组党发起人和林伟、谢果成等人当选为联委委员,谢田当选为监委主任,陈兴宇当选为监委。但这次会议妥协的代价是:学自联其他一些组党骨干人士的退出。[说来说去,其他都是幌子,所谓王炳章等受“罢王风波”影响,其实说白了,就是王炳章总是主张民运独立,自己必须设法搞经费,不能依赖台湾资助,他当第一把手台湾就不会给提供资助,但是,谁能够驾得住王炳章,台湾是会给钱的,毕竟王炳章“反共”没有问题,而且还有一大帮铁杆分子。]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自由民主党初建时即留下了隐患。至"长岛会议"再次重组时,内在的危机并没有得到消除。以王炳章为代表的一批前民联成员,急于摆脱自"罢王风波"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寻求新的政治平台,组建一支革命队伍,以实现自身的理想。因此,对自民党领导架构的主导权,是事在必夺的[这是“外界”的看法。我是操作者而不是谈判人,我了解各方观点立场但不管沟通的事情。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干,就干“独立”的,在台湾控制下不如不干,这一点是不妥协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毫无“急于摆脱”罢王风波“一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们应该向台湾用行动证明,台湾无法全盘控制中国大陆民运,希望台湾收回这种企图。]。而自民党的一批组党发起人,如倪育贤、刘修才、方能达、谢田、杨建利以及叶宁等人为了能使自民党重新出发,必须作出重大妥协[这倒是没错]。会中不是没有争议,包括选举都进行了两轮。可以这么说:由于陈厚琦先生和全美学自联的一批组党骨干未能出席"长岛会议"[我是算计选票的,他们根本赢不了我们]。自民党新领导班子的产生,是前民联成员强势作为加上双方妥协的结果。

而出席"长岛会议"的中国民联新一届领导人,为了使"罢王风波"后,横梗在双方之间的芥蒂得以缓和。对大会的选举结果是乐观其成的。这次会议的实际结果是:以全美学自联ccc和倪育贤等发起者为主体的自民党领导核心,转移到了以王炳章为代表的前民联成员手中[政治讲实力,不该让的时候为什么要让?让不就是等与让给台湾全盘控制吗?]。在这次会议中,我与王炳章先生也有过长谈。诚恳地交换过意见,提出过批评和希望。并在大会作了公开发言,建议新的领导机构能够摆脱小圈子运作的模式,并建立财务监督制度,以消弥"罢王风波"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天来一句”马后炮“:负面影响应该说是对台控大陆民运有负面影响,从此开始唤醒了中国大陆民运人士追求独立摆脱依赖台湾的资助,影响显然有正面的。]。由于我坚信王炳章是一位充满民主理想的革命战士,所以支持王炳章出任新的领导人。并于会后赶赴澳洲,全力推动自民党组织的发展[哥们]。


这次会议,许多在北美的知名人士如:《世界日报》的曾慧燕女士、艾端武先生、台湾政治人物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老先生、民运人士陈军、吴牟人、林长盛、赵小微、莫逢杰、黄虎等均出席了会议。记得曾慧燕女士还对我做了个专访,发表在香港的《新报》专栏上。

凭心而论,我对出席了"长岛会议",但后来未能在一起合作的那些党内朋友们如:杨铮、王策、杨农、徐英朗、刘泰、万宝、王涵万、林樵清、郑源等人,至今心里仍充满敬意。毕竟大家在一面共同的理想旗帜下奋斗过。特别是93年,自民党澳大利亚委员会委派我和张永利去香港申援韩东方,大闹新华社以及后续的闯关行动中,给予真诚帮助的刘泰和万宝二位。借此,谨向他们表达一份迟来的谢意![现在“仍”对提到的每一个人“充满敬意”?]

有关自民党89-90的筹组过程,以及"长岛会议"后分裂的这一段历史,目前出面说明的除黄慈萍女士之外,还有胡安宁先生。最近,胡安宁先生发表在《国风论坛》上的文章中介绍了这一情况。虽然我不太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作为一份历史见证,我还是认为会对读者有所帮助。因此附在下面:

{倪育贤的"自民(南)党"的出笼,余之责也。但也因此,与潘晴有"染"。
........

学自联(二大)参与组自民党,其时我有个发言,指出若王炳章挂帅之弊。前民联王派,群情汹汹一窝涌上,HK刘泰等乃至几揪余领口;倪又暗中搅局,于是学自联全军撤退。后,王在辛辛那提因"人蛇/伪造护照案"[不存在“伪造护照”的事情]被关押,余思改组,乃有请学自联回笼,因方案欲以刘青/陈兴宇等挂帅,NY为突出部,以澳大利亚为基地,于是与潘晴挂钩。

正紧锣密鼓间,林长胜等忽打退堂鼓,时/贺等吱唔,余遍寻二陈不见,刘青决心动摇。余见烧成夹生饭,熊炎经验尚不足,三民主义大同盟又不歇[真希望他能详细说说,太多了解这方面内情的人提都不敢提,别说批评了,靠人家吃口饭的缘故啊。]郑怂墒秩媚哂?[乱码]叶宁等便宜行事,自己则悄然而退。退前,与潘晴通电测试。彼曰:唯党决定是瞻,而非以陈/刘或倪/熊人事为虑。闻之,心甚慰,乃断然勇退。方能达言之于偶:潘,聪明人也——观夫是次潘在倪记自民党发言,果然。

由是,自民党出现王记(北党)/倪记(南党)双胞——此乃余"为德不终"之罪也。后,为王策支持余"第二次掠夺论"之故,乃与自民(北)党"复交"。又,社民党起,刘~方内讧,余与方圆交,遂不再和潘链接。但对潘晴,印象仍不坏。}

事隔多年,胡安宁先生还记得这些往事,令人感动。也在此一并谢过!

我对自民党分裂缘由的看法:

一、坊间流传的倪育贤、岳武闯关事件各种版本,与事实真相有很大差距。多为当时派系斗争的需要及网络不明身份的人士所作。其目的,无非是搅乱人心,模糊视线,达到分化、瓦解自民党的意图。岳武这些年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把一位位的民运人士送进监狱,包括民运先驱王炳章在内。历史对此已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对自民党的分裂,此人为始作俑者。今后,会有人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岳武确实在那次闯过行动中同倪发生矛盾,但造成王炳章同倪育贤分裂成两个派系,岳同倪发生的冲突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主要起作用的是王炳章当了主席之后,倪育贤负责向台湾争取经费,倪育贤争取到了“专款专用”(即组织同岳武一起“闯关”的“专款”),倪守信地“专用”了,也就等与王炳章任主席的自民党实际没有争取到经费,那么倪对王炳章这边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让倪用自民党的名称来做王炳章反对的台湾全盘控制的事情?正好,倪提供的一张称是进入大陆深圳之后自己的照片,旁边出现了“立法会”三个字,我们用这种照片说明倪搞欺骗,因为大陆深圳不可能出现“立法会”三个字,这张照片是在香港某办公室照的。逼倪辞职不成,就投票开除了倪。开除倪,我也是一个坚决的投赞成票者,我对倪个人没有什么反感,但我认为有必要向台湾方面发出一个强硬信号:不接受控制,也不接受戏弄,我们不会退缩,我们也不妥协。我们认为,我们是唯一有组织、有实力的“反共”团体,台湾只要认识到全盘控制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还是会回心转意资助我们的,所以没有倪也无所谓,我们这边还有的是能够同台湾方面打交道的人。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后来发现台湾方面把全盘控制看得比有无实力更重要。]

二、组党之初即留下了隐患,使得核心领导层缺乏互信。加之派系利益使然,不能在党内遇到危机时,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共渡难关。在辛辛那提王炳章涉案被捕后,舆论大哗。自民党再次面临重大危机时,党内同仁未能以大局为重,错失内部协调妥协之机制,形成零和局面。

三、王炳章出事时,我正在美国。当石磊急报消息,曾慧燕在《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发出新闻后,我十分震惊![不怪潘晴,但这是一个非常可恨的谣言。王炳章此案一些假证明都是经过我石磊之手的,所以王炳章出事之后第一个联系的是我,我立即去了辛辛那提,同我一起去的是王涵万。知道这件事的一开始只有我、王炳章的太太,王涵万、林樵清、王炳章的女秘书,没有别人。我从辛辛那提回到家,曾慧燕的电话就打来了。曾慧燕怎么知道王炳章出事的?我不知道。我接受了采访,有的话如果是今天,我会把话说得更恰当,但不是我石磊“急报消息”的,我当时不希望这个事情传出去,一是不希望王炳章名誉和生意受更多损失,二是我卷入案中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我可能因此也被捕被起诉,或者我需要在王炳章案子中去法庭作证说明,当时我不知道会怎么牵涉到我,我去向记者通报属于“找死”。从另一个角度,这种谣言也不可信。王炳章毕竟很快就出来了,我和王炳章一直密切合作到他2002年在越南被人绑架到中国去,我如果是王炳章这个案子中“急报消息”的人,王炳章会和我再继续合作10年?我相信是王炳章身边当初的两个台湾人之一向记者通报的消息。我猜测王炳章之所以出事,这两个台湾人之一向移民局通风报信了,移民局是等着抓王炳章。王炳章认为出事是自己的疏忽。1996年,王炳章为组建独立中国大陆民运团体谋取资金大获成功之后,林樵清和王涵万大肆破坏,让我更相信1992年王炳章出事是他们两人之一向媒体记者通报的,当时王炳章也是赚钱比较旺的时候。大家很明白,王炳章自己有钱了,要他听台湾的希望和迫使他就犯的企图就彻底破灭了。]当时倪育贤、薛伟等人均积极的设法营救[营救什么?怎么营救?当时幸灾乐祸的人居多,关心的人很多是希望打探消息的。],最后是王炳章太太抵押了长岛的房子交付的保释金[不实。保释金一部分是我提供的,另一部份是王炳章家里凑的,没有抵押房子,房子当时跌价没有现金价值,卖了能得到的钱比欠着的银行贷款还少,不能抵押。]。事后,王炳章辞去了主席职务。因此,把自民党分裂归咎于倪、王之争是不公平的[这句话单独说是正确的。]。而后几年中,倪、王之间有过多次合作,革命友谊仍在。而妖魔化倪育贤,则更是别有用心,企图永久分化自民党,以达到破坏民运的目的。[确实如此。王炳章这边憎恨倪育贤的是林樵清,我们的理解是“同行之争”,林樵清也憎恨薛伟,我们认为这都是因为倪和薛在台湾说得上话、找得到人而让林樵清这个“嫡系”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的缘故。]

四、为挽救自民党,摆脱这一危机对党的利益造成的重大伤害。倪育贤、方能达、叶宁、谢果成、陈兴宇、刘修才等自民党发起人(也是当时中央机构的负责人),依据党章,筹备新的党代会,以解决危机,此举是符合全党利益的[程序上,倪育贤当时已经被我们开除了。]。因此,"自民党澳大利亚委员会"在征求了北美党内外一些朋友的意见后,决定派出代表参加党的"二大"。"长岛会议"因是特别代表会议,固不能称之为"二大"。

五、倪育贤等人组成的"二大"筹委会,与当时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其他负责人沟通不够。以至一些参加了"二大"的朋友如:唐捷等人,会后也相继离开。[王炳章这边有过我和唐婕受邀请观摩了这个“二大”,我们不是代表,只是列席旁听。王炳章辞职后,王炳章这边的自民党由台湾人杨农任代理主席,纽约这边完全由两个台湾人林樵清和王涵万控制日常事务,我是很不喜欢的,所以对倪育贤开“二大”有兴趣,从程序上倪育贤开这个“二大”很有争议,但我当时很犹豫,我认为王炳章辞职之后的自民党完全控制在台湾人的手里等与没有了中国大陆人的自民党了,所以希望倪育贤成功。这个“二大”之后,我还旁听过另外一个会议。最后,我根据王炳章的要求,留在了由三个台湾人全盘控制的自民党中,内心中不希望倪育贤的这个中国大陆人的自民党毁掉。我过去一直是一个操作者,但我没有操作过攻击倪育贤自民党的事情,我被要求过这样做,我拒绝了。]但说倪育贤是为了自任主席,分裂自民党,则不是事实。[前面说了,这不是自民党分裂的原因。说原因,胡安宁因为反对王炳章要分裂自民党的原因比倪育贤想当主席突出得多。]"二大"当选为主任委员的是"八九民运"后流亡海外的天安门学生领袖熊炎,监委主任则是全美学自联第二届主席、自民党发起人之一陈兴宇。倪育贤接任自民党主席一职时,已经是一九九五年之后的事了。[是这样。]

六、自民党九二年分裂的悲剧,反映了民运队伍自身的不成熟[加上台湾企图全盘控制中国大陆民运的因素。]。缺乏在民主原则下的妥协机制[民主妥协原则和程序原则之上应该还有原则: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不应该接受台湾的全盘控制,成为台湾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的工具。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必须独立而不能依赖台湾资助,更不能接受台湾国民党的“领导”,这也应该是原则。许多原则都是不能妥协的。] ,没有从"罢王风波"的教训中得到启示[罢王风波的真正教训就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海外团体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能依赖台湾。] 。以至于错误地采用了中共政治文化中的"斗争方式"[是谁要把谁斗下去呢?我认为是台湾非要把坚持中国民主运动独立的王炳章斗下去,我们不愿委屈求全,才有了进一步的斗争。] ,对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伤害[如果党是台湾全盘控制的党,伤了又怎样?] 。而海外民运未能从中汲取教训,终于在九三年的"华盛顿合并大会"上,遭逢了"滑铁卢"之败![93年我是一个成功的操作者,感谢多年来没有人争议过我那几天所起的作用,我们要证明的是:台湾休想全盘控制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主流”声音。]创痛[不愿当共产党奴隶的人们,不去当台湾国民党的傀儡,有什么好痛的?]之深,至今仍无法愈合。


相关文章
实行多党制才能有公平 - 06-20 05:16 pm
荒唐的中国式爱国 - 04-05 04:25 am
真正为人民服务 - 04-05 04:25 am
民主和独裁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 12-27 11:01 am
坚持社会主义只会让中国的发展倒退 - 12-10 09:56 pm
解放军真的很能打仗吗? - 11-19 08:15 am
也谈言论自由的不可或缺 - 10-03 06:27 pm
我对假疫苗事件的想法 - 08-13 01:27 am
同志这个称呼在中国已经是贬义词 - 07-16 02:48 am
政府压迫少数民族手段繁多 - 07-16 02:48 am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