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开放到了何种程度?

吴大江: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早先一些的哲学家如法国的卢梭等人都认为私有制是一种不平等的形式,是剥削压迫侵略奴役偷盗抢劫诈骗强奸等等万恶之源,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似乎只要消灭了私有制从而就能消灭阶级,就能消灭种种的社会罪恶,实现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人人平等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显然的荒唐谬误的。

  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类社会包括丑恶现象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出现、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意识中需要和知识在自然律面前的客化物现,因此,寻找产生社会罪恶根源不能从社会存在中的事物中去寻找,只能从社会意识中即人的需要和知识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观是谬误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它看不到社会存在中的所有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的需要和知识决定的,因此才会得出“产生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这个谬论。

  首先,私有制并不是一种不平等的形式,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真正的平等。

  自然律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平等有种:一种是机会平等,另一种是分配平等。机会平等认为人们在追求私利方面应该有平等的权利,社会成员的享受应视其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多少来决定;分配平等则认为不论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多少如何,在分配方面一律实行平等。这两种平等的相互关系是反比的关系:如果实行享受平等,必然会出现对社会贡献小、少的人侵占对社会贡献大、多的人的劳动成果的不平等并由这种不平等形成的阶级;如果实行机会平等,则必然会导致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并由这种不平等形成的阶级。这两种平等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是反比的关系,因此从总体上讲,人们只能择其之一,不能同时兼得。

  两种平等各有利弊:机会平等能激励人们奋发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利,但却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利;结果平等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却会助长人们的懒惰性,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利,因此人们只有在总体上择取争取平等才是正确的。

  私有制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具体形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资产阶级说成是依靠生产资料进行剥削,不劳而获的说法是武断片面的,因为资本家经营企业,管理生产,承担风险,比起工人的直接劳动来说,显然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劳动,所以他们获得的报酬高一些是合理的,是符合机会平等的原则的。

  我国自1949年以来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什么公有制、铁饭碗、大锅饭,实际上实行的就是分配平等。结果怎么样?实践证明了这种平等的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现在不得不走回头路搞什么经济改革。

  实行机会平等也有不利的一面,它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对社会产生不安定的因素,但这可以通过税收等方式来调节,进行第二次分配。事实上,现在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税收等方式,对那些贫困的人进行补助救济,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从而消除由机会平等带来贫富极化而不利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的。

  再者,私有制不是产生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的阶级和剥削压迫等种种丑恶现象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存在相联系;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的劳动产品除了供人们的生存外就没有了剩余的部份即没有了供产生私有制和剥削的物质基础,因此那时的社会是个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剥削压迫等种种丑恶现象的共产、平等、民主、和谐的社会;阶级和剥削压迫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产品有了供生存以外的剩余部份并由这些剩余部份导致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出现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原始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共产、平等、民主、和谐的社会。在过群居生活的高等动物社会内部,尽管没有私有制,但阶级(阶层)和特权、压迫、持强凌弱、掠夺、欺骗、偷窃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存在是有目共睹的。这些现象是生物生存斗争中种内斗争的表现。人是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是生物长期繁衍演化的结果。作为人类刚刚从动物社会脱离出来的原始社会,是不可能不存在这些种内斗争的。既然原始社会存在着种内斗争,那么原始社会就不可能是个共产、平等、民主、和谐,没有阶级和丑恶现象的社会。可见,阶级和剥削压迫等种种丑恶现象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没有必然的联系。

  人类社会的阶级和丑恶现象者是从动物社会中的种内斗争中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导致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不是私有制,而是人们的生物本能即趋利避害的利己本能在缺乏道德知识和道德修养时的一种表现。人虽然是生物进化的最高产物,但必竟还是生物中的一员,生物的一些基本属性在人的身上还是起作用的。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了人的行为归根到底都是围绕并服务于自己的需要的,即决定了人的本质是利己的。产生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是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一些人由于道德伦理知识低下、自律意识修养较差,为了自己的利己需要而去损害他人利己需要和公众利己需要的行为,所以要消灭社会丑恶现象,除了靠法律的手段制裁外,重要的是靠人们对道德伦理知识的提高和自律思想意识的修养,不能依靠什么消灭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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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迪等:落实两会精神应从改革宣传开始

  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工作人员讲话很好,他强调“坚持民主法治”得到人民的拥护。作为一个60多年的党员和记者,我觉得落实胡锦涛的承诺,应该从改革党的宣传工作开始。宣传工作不改革,将成为中央一再号召的“解放思想”的禁锢,禁锢不开,思想就不能解放;思想不解放,中国就不能前进。

  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历史悠久,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很大成绩,本人参加共产党主要是读到党出版和秘密传阅的进步书刊。毛泽东早期关于抗日战争和号召建立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著作,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愿冒生命的危险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据我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可见宣传工作威力之大。

  “宣传”这个词汇我们用得很频繁广泛,但“宣传”的涵义是什么,有哪些规则,这些规则的利弊如何,是通过什么程序和由什么人定的,有什么法律和理论依据,可不可以探讨改革,如此等等。对这许多问题,过去都没有深究,因为探讨本身就可能触犯禁区。现在领导倡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应该是打破这个禁区,探讨改进宣传工作的时机了。

  先从字面的意义谈起。“宣传”是个中性的词汇,意思是向公众传送信息或发表意见,本来应该反映客观事实和揭示传播真理。但事在人为,它可以用来传播事实和真理,也可以散布谬误和谎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滥用为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志服务而失去或损害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我国,“宣传”是一种官方的政治权力。这种传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共产党执政后也如法效仿,两家大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除了各自的机关报纸杂志等以外都有统管全民的官方宣传机构。台湾早已取消了这种制度,而在中国大陆,这种官方宣传领导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大,问题也比较多。

  第一,我们宣传工作中最大问题是宣传权由权力垄断,要求全国“舆论一律”,和最高权力保持绝对的一致,不许发表不同政见,违反者报刊书籍被没收查禁,编辑作者被警告处分撤职,甚至被拘留查办。传递信息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不应该成为特权,只许一家独占。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某些物质的东西收归国有,但不可以随随便便由权力机关将人民的精神权利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收归国有或党有。

  然而,要求十三亿公民只有一种声音,不仅违反宪法,而且听起来有点荒谬,实际上也办不到。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平等的观念。官本位、等级制普及各行各业,宣传领域也不例外。现代文明国家的新闻传媒的社会地位不比党政工作低,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们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可以充分发挥传递信息、发表评论、批评官员、监督政府的功能。美国《纽约时报》揭露国防部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促进了这场侵略战争的结束。《华盛顿邮报》两个记者揭发白宫违法的“水门事件”,将美国总统拉下马。可见媒体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中国新闻传媒地位很低,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传媒工作者也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成为权力的工具。宣传主管部门的官员可以不讲法,往往不讲理,一个秘密电话就可以封杀文章和书刊。这是很不正常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的基础是事实,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的宣传在许多时候,并不严格恪守这个原则。

  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处理稿件时,深有体会。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从恢复到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被远远地甩在时代的后面,正处在十分困难时期。但我们那时的宣传方针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天天烂下去,竭力夸大近代文明国家的缺点和问题。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这种人类破天荒的创举和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们没有报道;由两个基层美国记者对白宫违法活动的揭发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我们不予报道。对这些重大新闻的处理,都是根据中央指示照办。对外国的工会组织我们斥之为“黄色工会”。对一些反对独裁专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领袖人物如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等,在宣传上受到中国的冷落。苏联东欧的解体明明主要是由于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宣传报道不但不站在各国人民的立场表示欢迎,反而硬说是美国干涉的结果。

  第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但在媒体上往往是党领导不欢迎批评。许多独立思考,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好心人,发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党的观点政策的意见,反而被划为阶级敌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改进,但我个人认为,我党我国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做法变化不大。胡耀邦执政那段好了许多,1989年夏以后差了许多,近几年又好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宣传管理部门,至今公开宣传和谐社会,秘密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对不同意见如临大敌,不便公然出手,内部指示务必消灭于萌芽之际,不敢明文传达,就用口头通知。对互联网的信息也不惜国家财力,利用先进技术,加以封杀。

  第五,宣传自己的信仰主张是正当的,但任何理论或主义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不能禁止讨论批评质疑或否定,更不能动用国家专政手段强加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胡耀邦领导和邓小平的支持下,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来之不易,它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我们宣传部门对理论问题的态度还没有多大改进,还不断地反复。

  根据有关资料,1896年中国出版的《强学报》就提出民间办报有助于“广人才,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紧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孙中山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邵飘萍办的《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才有独立之国。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们早有许多好的见解。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对内民主制度也远非完善,但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偶然的。仅举一例。美国宪法1788年被国会批准后,在人民广泛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1791年增补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国会制定妨碍人民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一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应该老实承认我们的差距和弱点。公道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之过,但它确实很不得人心。中国要迎头赶上时代,这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必须改变职能,从思想警察转为文化园丁,爱护和培育中国大地上的思想文化园地,让百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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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鼓励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然也有问题: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左翼的朋友们夸大了这些问题,要走回头路。这是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十七大开的药方是: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我们拥护十七大的主张。

  当前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跛足前行,民主政治没有跟上。上述四大问题主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

  政治民主要前进,前提是解放思想。各种教条和框框还控制着我们的头脑。解放思想是前进的第一步。进一步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之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何突破?

  现在开始形成了上下互动的格局。下边,民众在动,若干地方报刊在动,网民在动。个别地方官员也有一些响应,但是比较弱。上边也在动。胡锦涛在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做了四项承诺,发扬民主是第一条。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表明了破除迷信大胆改革的决心。据传,胡锦涛在十七大后还说,允许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2月17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更公开发出号召:在党内,特别在干部队伍中,营造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总之,这种上下互动,互相促进的形势有利于我们小步前进,打破框框和教条,推进民主政治。

  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蒋经国先生选择的突破口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在大陆不好学,不会学。有朋友建议,我们可否从允许党内存在多派制入手。也有人建议,先在党内建立三权相互制衡体制。总之须建立以权力制衡权力的体制。现在我们是以教育以道德制衡权力,效果甚微。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权力才有力量真正制衡权力。

  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我以为就是响应胡锦涛号召,放宽言路,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宽松还不是放开。首先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负有更大的责任。

  放宽的第一步,是提高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规则,出台前应该公开讨论,出台时应该公开颁布,执行过程要公开,处罚要公开,给被罚者申辩的权利。国务院信息公开化条例即将实施,政务公开是合法的,政务不公开是非法的。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温家宝总理说,没有任何部门可以例外。可是,我国连公检法部门现今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公检法的政务一步步的公开了,但是管理书报刊的部门现在仍很不公开,很不透明,用大众的话说,仍在暗箱操作,暗箱管理。各个部门都在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应该立刻动起来。

  媒体也要动起来,自我松绑,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这是媒体方面的责任。1988年,中央曾出台过有关报刊批评权的一个正式决定,报刊有批评报道的许多权利。这个规定现在不提了,但是并没有作废。媒体可以行使1988年那个决定的权利,把批评报道首先搞起来。

  在报刊管理方面,党在建国前做得好,文革期间做得坏。粉碎“四人帮”后好,1989年后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了一些进步。在今天我国民主管理上下互动的局面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中央各大媒体我认为是比较后进的。宽松一些,透明一些,操作起来并不困难,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思想实在换不了,那就建议该换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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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我现在对研究领导人报告中的某个提法兴趣不是太大。只抱一种态度:看实践的情况。有一些好的话,有的时候不管用。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个时候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我在会上发了个言,还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人为本”要讲人权。还说好的口号,好的提法,要依靠社会的健康力量来落实。对健康的力量加以压制,再好的口号也落实不了。后来这篇文章哪也发表不了了。有人说,领导人的这些好的提法是对人民作了“承诺”。我觉得,他们讲话中这么一些提法,不能当作说了就要兑现的承诺。例如,说给民众表达权,实践中照旧在压制表达权,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没发现有允许和支持表达权的切实行动。连南方最开放的报纸,也常受黄牌警告。有没有言论自由,是个试金石,你再讲民主没有用。过去我们早就讲民主了,但一直没有落实。

  要落实言论自由,落实表达权,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不行。说是可以“依法”批评,这个“法”也掌握在领导者手里。南方的一些报纸已经市场化了,不吃皇粮,但上面依然可以撤换主编和社长。还有出版社,他也不需要公开的说不许你出这本书,那本书。他少给你点儿书号你就受不了。限制表达权的手段非常多,根本不需要公开说压制言论自由,或者不许你说什么。跟主编、社长打个招呼,打个匿名电话,不敢不听。真的不听,就没饭吃了,主编可以自己不在乎,手下的人就没饭吃了。到目前为止,言论没有放松的形势,只是控制手法变了。

  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也不全在中宣部。中宣部长得听党中央的。中宣部长和中央不一致,那就换人。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宣部的压力,实际上还是总的方针问题。要分析现在好多好话,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很多好的话,究竟是准备落实的,还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或者是为安抚舆论。我以为这个很难分辨。

  另外,还有一个我不是很乐观的,就是有一批精英受到利益的影响,不再坚持原来的理念了。我最近碰到一些学者,原来思想很不错的,进了政协和人大了,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自以为有机会受到咨询,就说现在已经很自由、很民主。至于下面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不太关心了。现在很多教授收入非常高,有别墅。要他放弃这些利益不可能。如果他的言论和主流不一致,只要停他几堂课,一年不让他教课,或者是没有课题,或者是哪些会不请他了,他就受不了。他的收入就降低了一大块,社会地位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批人为了坚持真理不顾这些。但是,能够贫贱不能移的,是少数。

  我们有没有进步,一个是要竖着比,当然比改革开放以前好多了。但这个要求低了一点,现在我们还要横向比较。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周围有很大的进步。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研究的非常细,但是十七届人大政府换届应该算是我们的“大选”,而我们却稀里糊涂,对号称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对他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到底有多少?大家只能从小道消息猜。我们周围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已经走在前面了,韩国原来那么专制,这个坎已经越过了。俄罗斯,不论有多少问题,或者有人说普京在往回收权,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个坎也已经过来了。我们民主这个坎还没过。现在很难往前推,就算有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想要推的话,都很困难。因为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挡着,下面也有阻力,横的竖的都有阻力。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放开舆论,让健康的力量表达出来,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牺牲,像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为揭露孙志刚事件,一个人撤职了,一个人进了监狱。这样还算是平稳的,如果不能够及时放开舆论监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author:   网路组:      source:  炎黄春秋:    last updated:  1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