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王丹与台湾情报单位经费往来参考资料(10篇)

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

北京《环球时报》:台湾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5月28日出版的北京《环球时报》刊登吴薇题为《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文章,这篇文章以引用台湾《中国时报》报导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内容至今并未刊登在《中国时报》上,《中国时报》的内容又是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提供的。

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

吴薇

  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著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王炳章1948年生于沈阳,1971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学习医学。他在纽约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台“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的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民运”分子纷纷跑到国外,“民运”分子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胡平,1947年生于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87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以他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经费由专案补助。王军涛,1958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9年因参与“民运”被捕,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他参加了所谓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致广专案”。已被大陆安全部门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当局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王丹则向陈水扁提交“工作报告”

  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于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即不一定打着“反共”的旗号,但要拉拢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学生,构筑“反对党”雏形。他同时建议,在大陆设立民间政策研究所,经费可以从台湾先转到北美,再转到大陆。由于王丹的这些主意“有建设意义”,所以很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的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报。

  2003年2月,王丹和王军涛向民进党当局提交的“宪政协进会工作总结”称:“我们决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时机到来时,能大规模地迅速展开力量,推进形势,打开体制,并通过现代政治运作,将中共挤出政治舞台……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援并尽快落实承诺,以保证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需要。”2003年7月8日,台湾当局得到了一份《二王专案报告》,其中列举了王丹、王军涛的“良好成绩”:每月举行大型讨论会;拟定了政治反对派纲领以及正在大陆动员筹建网站等。这份报告同时指出,2003年台湾已资助“二王”150万元新台币,要求再追加350万元,同时要求资助刘军宁的大陆“民间研究机构”1万美元,并希望未来每年资助《北京之春》6万美元。

  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

  尽管不断给“民运”分子出钱,但台湾情报部门对他们并不放心。据《中国时报》报道,在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具体地说,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分子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真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之患”。这些“民运”分子口口声声说要民主,但“3•19枪击案”却已将台湾的“民主”打入地狱。由此人们可以看出,陈水扁当局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在一起,究竟是要干什么?


令人震惊:中国国安部公布台湾代表绝对机密的「四条斜贡」文件

  《中国时报》王绰中/北京二十六日电

  就在「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前夕,中共国家安全部获取一批台湾国安局和军情局与大陆海外民运人事间联系的极机密文件,让我方对大陆民运人士的布局全部曝光。

  其中最引外界注目的是,民进党政府对大陆海外民运的态度发生在过去几年发生重大变化,由原先的放弃支助的政策,改为全面运用大陆民运人士利用大陆亲友关系建立情搜网,同时也扶植民运人士筹组中国海外反对党。

  在中共国安部获取的台湾国安局绝对机密文件中,最近的的一份,是由前国安局长蔡朝明在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呈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总统的公文。

  公文内容指出,今后我国支助海外民运派系之政策目标如下:

  一、运用民主与人权之招牌,对中国民主化与人权议题形塑国际压力。

  二、运用台湾民主运动及民进党发展之经验,筹组并扶植中国海外反对党。

  三、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亲友之关系,拓展我情搜网路,发展组织,并进行情报搜集(早期透过华侨或是大陆撤退来台人员关系进行布建情搜网路之工作,目前都已面临老成凋零之困境)。

  国安局在这份政策建议中,提到在运作时应注意八点原则,其中值得注意如下:「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和美方对中国大陆民主工作范围应有所区隔」。

  国安局还具体针对民运个别系统或人员之特质,与对我方政策之价值,作不同区分:
  一、「中国人权」:人员虽少,但旗号响亮,加以人权议题比民主议题要具体,在未来两岸协商中又可扮演议题角色,应保持其运作;不过,因为该团体在幕后有美国支持,我方不宜过度介入,保持友善关系即可。

  二、魏京生:具国际知名度,能写文章,但不会搞活动;在对中国大陆之文宣战上,有其价值。

  三、王军涛、陈子明:做事低调,但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在各地皆有点,具有组地下党之潜力,可以透过分期、分阶段之方式进行支助。

  四、杨建利:活动力强,且具协调能力,和各派系维持良好关系,若以海外筹组中国之反对党而言,与王军涛同属领袖人选。

  五、王丹:虽具国际知名度,但仍待进一步成熟,现阶段而言,对我之主要价值在於文宣。

  在中共国安系统获得的十多份台湾国安局密件中,有国民党执政时期国安单位发展海外大陆民运人士概况表和海外民运工作列管表,更有多份民进党执政后对大陆民运人士王丹等人支助的签呈,以及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奉命赴美国波士顿地区与王丹、陈小平、吴稼祥、卢四清等多位民运人士洽谈合作纪录。

  这份合作纪录中,王丹等人士向颜万进建议,双方最好常设具代表性并可直达高层核心的渠道,并在陈总统所设之民主基金中提出部分资源专供大陆民运人士使用,同时由台湾出钱,美国出面,设立民主人才训练基地,对大陆及海外民运人士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内容由我方提供。

  此外,大陆民运人士还要求,台湾提出资助设立一个研究所和电台,以及邀请大陆民运人士赴台参观大选活动。

  中国国安部宣称获取的台湾情治系统这批机密文件,如果文件属实,则最令人震惊的并非内容,而是国安局长签报给总统的绝对机密文件,签呈首页右上方,有着代表绝对机密的「四条斜贡」印记,而且签文时间又是今年二月廿六日,等于是最新、又最机密的文件,在第一时间,就落入中国手中,着实令人震慑。

  中国时报五月二十七日报导说,由于这批机密文件的时间,有今年与去年的签文,而年前外泄的国安密帐密件,时间则集中于李前总统执政时代,显示情治单位的泄密管道,「漏洞还没有堵住」,可能是同一管道所为,也可能是新的管道,如果是同一管道,代表「它」既能到国安密帐的机密文件,也能接触到「业务相关」的最新密件。

  这分今年二月由前国安局长签报的绝对机密文件,颇富玄机。

  首先,国安局呈给国安会的公文极少,甚或从未有过「谨呈秘书长」,再「转呈总统」的签文方式。一般而言,国安局呈给国安会的公文,签呈首页未,仅会写着「谨呈秘书长」五个字,绝对不会接续再写「转呈总统」字样。

  依照国安局行文作业,呈给国安会秘书长,就是只给秘书长,如果还要给总统看,国安局会单独再写一分,签呈首页末,则写「谨呈总统」。换言之,如果公文要同时给秘书长与总统看,国安局会打两份文,不会采取「谨呈秘书长」再「转呈总统」,以一分公文同时让秘书长与总统批示。

  因此,研判这份分析民运与政策建议的密件,应该是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指示前国安局长蔡朝明办理,蔡朝明照指示做后,打了份报告给康宁祥,但因涉及情报经费运用,与「政策建议」,而蔡朝明也希望总统知道,所以采取了这种罕见行文方式,特别加了一个「转呈总统」,意即,此一绝密公文,主要是给康宁祥裁示,但也让总统过目,「知道有这么件事」。由于二月,陈水扁正忙于大选最后冲刺,是否知道此事,公文并无批示,无法得知。

  不过,从公文首页尚无批示,可以分析泄密的可能管道。由于康宁祥尚未批示密件,而文件又是要呈给国安会,所以,包括国安会与国安局,都可能是泄密的管道。如果是国安会泄密,于康宁祥未接触公文前,所有能经手这件绝密文件的官员,都有嫌疑。但是,泄密管道也极可能是国安局,当这份文件要出门给国安会前,就已被人取得。

  因为密件还没有康宁祥的批示,所以,文还没有走到总统府,因此,总统府内部应可排除泄密的可能,至于国安会或国安局的泄密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有国安密帐前例,加诸这次外泄文件中,还有国安局四处与会计室签报的极机密文件,还是国安局内部泄密的可能性居多,当然,也不排除中国民运人士「意外取得」密件,并辗转交给中国国安单位。
  而国安局长签给总统的绝密文件,如果第一时间便外泄,无论内容为何,台湾情治单位的「破洞」,显然比外界想像的还要大。

  如此机密之文件竟敢对外公布,可见中共受到64平反压力之大,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用公开秘件的方式把海外“民运”真相告知天下。


王丹:中共拟将民运组织打成台谍
  05/26/04 中国时报

  大陆民运领袖王丹廿六日深夜(台北时间)在接受越洋电话采访时强调,中共有关部门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前夕,刻意披露所谓台湾国安局内部签呈文件,指涉大陆民运团体接受台湾国安部门的资助,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其动机显然是要把海外大陆民运团体打成「台湾间谍」。

  王丹在接受越洋采访时,对於大陆有关部门透过披露台湾国安局内部签呈文件的方式,对大陆民运组织进行的指控,提出叁项说明:

  一、他曾多次访问台湾,但与台湾国安军情单位没有任何接触。

  二、他个人与其所属的海外民运团体,绝对没有接受来自台湾国安军情机构的金钱补助。指控者应负责任地公布汇款帐号、受款机构等明确证据。

  叁、中共有关部门在敏感时机刻意披露这些材料的动机相当可疑,而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令人质疑。

  根据大陆有关部门披露的台湾国安局会计处於九十二年七月十日所签办的「机密」文件显示,国安局第一处办理的「二王(王丹、王军涛)项目」经费支应事宜,对於王丹领导的「中国宪政协进会」该年度已资助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尚需资助美金十万元;《北京之春》希望未来每年资助美金六万元。相关经费拟由「二王项目」下支应。

  王丹说,他不知道这份台湾国安局内部签呈文件的真实内容,他也不愿评论台湾国安单位内部的相关作业,但他去年在美国接任《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时就曾宣布,今後不应再接受来自台湾与美国军情机构的任何资助,如果有人要指控大陆民运组织接受台湾国安军情部门的资助,就应负责任地公布有关汇款、受款、帐号等具体证据。

  对於大陆此时披露相关文件的可能动机,王丹研判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前夕,海外大陆民运人士最近连署发起「回国权利运动」,并要求平反六四事件,而两岸关系近来也转趋复杂,中共显然有意运用一些经过变造的文件,指控他与民运组织拿台湾国安军情机构的钱,并将大陆民运组织打成「台湾间谍」,动机十分可疑。

  针对大陆所公布我国安会资料,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学者徐斯俭强烈否认指出,他从未执行过所谓的「二王项目」,也从未与国安局打过交道。徐斯俭表示,他从来不接国安局的案子,也未与国安局合作。至於大陆民运人士王军涛是他在哥伦比亚念书的同学,本来就认识,当时王丹也在哈佛念书,因此常一起参加座谈会,但这都是公开的,徐斯俭表示他和王丹、王军涛认识,但从未听过「二王项目」计画。


王丹王军涛:关于政治陷害案的十点声明

王丹王军涛来稿/最近,台湾媒体报导,大陆国安部门向他们透露我们执行所谓台湾国安局的工作计划。我们深感震惊、不解和愤怒。为解决问题,并澄清事实,我们声明如下:

第一,我们始终希望台湾人民能与大陆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我们视台湾人民为骨肉同胞,因此,我们感谢台湾人民对六四屠杀以及所有大陆发生的政治迫害所表达的抗议,我们感谢台湾人民过去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声援和支持,我们希望并欢迎台湾同胞能继续以各种方式支持大陆民主运动,我们不仅希望大陆人民而且希望台湾人民意识到,一个自由民主的大陆是两岸人民解决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条件。

第二,然而,出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贯原则和政治现实中建构大陆支持民主化的主流民意等考虑,我们在台湾的活动主要是考察台湾民主化经验,而且主要与台湾民间团体和有影响的个人来往;在有限的与政府和组织化政治力量交往中,我们不介入针对大陆或恶化两岸关系的敌对活动;在所有民间的和政府的交往中,我们坚持不许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尤其不附加关于统独问题表态的政治条件;我们从不与情治任何机构交往,更不会接受任何来自情治系统的支持或与其合作进行任何针对大陆的职业活动。

第三,中国大陆多次申明依法治国的原则。尽管这个原则距离现实相差很远,我们愿意相信这至少是良好的愿望。根据这一原则,如果大陆情治机构获悉我们从事威胁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应当对此依法进行调查。我们至今没有接到任何司法讯问。大陆情治机构不应当在根本不讯问涉案人员和案情不清的情况下透露案情。尤其不应在此类通常会列为涉及国家机密并秘密开庭的案件上向境外媒体泄露机密。

第四,尽管近年来大陆情治机构为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经常炮制情治案件和流氓经济案件打击政治异议运动,尽管目前涉及我们的案件一开始就极不合情理因而很可能是政治陷害案件,尽管就原则而言我们认为决大多数两岸情治机构之间的斗争是同胞间相互残害的一部分而不以为然,我们仍愿意按照国家司法调查程序接受司法讯问,请国家有关司法机关与我们商议时间、地点和程序,立即立案调查。如果此案涉及国家机密,我们将保守秘密;但国家情治机构也应保守机密。

第五,如果在合理时间内,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回应,我们有理由怀疑,情治机构是故意炮制谣言或传播未经司法程序核准的传言故意陷害公民,以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起政治陷害案件。据我们现在情境判断,是想破坏六四纪念活动和公民权、归国权的维权运动。我们将经由中国司法观察向国家有关机关提起控告。届时,我们欢迎和请求台湾有关媒体提供大陆情治机构如何介绍我们执行台湾国安局计划的材料的证言

第六,如果商定好时间、地点和程序,并且经由调查证明我们没有所言的问题,我们要求情治机构公开澄清真相并道歉,根据情形给予赔偿。

第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求情治机构就向境外媒体泄漏传统归属国家机密并不会开庭审讯的案件的问题做出调查和解释,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人大在情治机构不予理睬我们的合理合法诉求的时候,向国家安全机构首长质询并敦促其调查。

第八,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希望中国公民拒绝信任非法国家行为,拒绝政治迫害案,这样不仅是维护我们个人的清白名誉,而且是为使中国成为每个公民的安全家园。尤其是以杜撰国家安全错案陷害公民、然后动用情治机构进行政治迫害一旦成为可能,任何中国公民都将失去安全屏障,因为这类案件中公民容易被剥夺合法机会和权利申诉、并且由于这类案件易于招致公愤很难得到监督。当李少民陷害案成立时,他们开始炮制杨建利陷害案;当杨建利陷害案成立时,他们开始炮制王丹王军涛案件。当王丹王军涛案件得逞时,他们会炮制更多的案件。我们选择公开依法抗议,就是要在我们这里堵住这类滥用公权力的可能的发展。

第九,我们认为,炮制这类案件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最好的不信任政府陷害案的方式就是继续我们的政治信念和活动。我们呼吁继续悼念六四死难者同胞,继续追还六四在大陆失去的正义,继续维护公民权和归国权,继续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

最后,我们重申我们如下政治理念:我们决心在中国建立人人有尊严和权利的自由民主政体并相信我们中国公民有资格生活在这样的政体中,任何政治迫害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愿意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与中国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共同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任何恶意行为都不能动摇我们的政治善意;我们希望两岸中国人能共同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但条件是中国应当成为全球华人的安全家园,政治陷害与迫害只会毁调这一前景;我们知道,只有中国公民自己维护权益,才能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我们以此案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并在此案中与所有中国公民共勉。

以上声明加快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转递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丹
王军涛
2004年5月27日


王军涛:台湾大选对的真正挑战与启示是什么?

王军涛:台湾大选对的真正挑战与启示是什么?

作者:胡平 供稿

【大纪元5月8日讯】台湾大选在大陆公共讨论空间中引起强烈关注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台湾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进程对华人世界能否采纳民主政体是一个重要试验;当台湾政局中乱象纷呈、许多大陆公众批评台湾政治失败时,自由主义者认真地对其做另外的解释并捍卫其成果。其二,台独势力进一步突破大陆和平底线并再次赢得总统大选,对大陆宣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挑战。我一直追踪台湾民主化进展和台湾海峡安全态势,并在台湾此次大选前后参与组织两次研讨会。据我观察,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大陆人没有渠道了解台湾发生的事实真相和台海局势中主要玩家的算计,因此多数讨论是在想像的空间中预测和评价。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比较肯定台湾民主化进展的成就,当然对其结局有担心,但总起来是谨慎乐观。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没有把握做出明确判断。

台湾的民主化基本上是成功的。就各种民主定义看,台湾都是已经完成民主转型的政治共同体。台湾的民主转型基本上已经巩固,因为冲突中的主要力量都在民主政体的规则程式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出路。即使各种势力中有人想以阴谋和暴力突破现有宪政框架谋求自己的利益,至少在目前他们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台湾民主化的成就与台湾威权政体后期朝野各种力量的努力分不开。民进党固然是推动转型的主要动力,国民党从蒋经国执政后期到李登辉和连战原意接受民主化也为这一转型的成功做出贡献;从中国政治传统看,威权时期的执政力量能够这样抉择尤其难能可贵。

有人以民主化中出现经济停滞、族群矛盾、政治腐败、去中国化以及台独等否定台湾民主化,这是误以为民主化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民主转型并不保证某项具体措施或政治经济社会的成就,只是为全社会各种力量通过和平讨论和公开竞争的方式解决问题搭一个平台;至于在这个平台上哪支力量站上风、那种政策方案被社会接受、以及最后的整体政治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都是各种力量在宏观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势中和微观角逐格局中战略互动的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民主政体不允诺最好的结果出现,甚至不保证不出现坏结果。许多后果是宏观情势决定的,不是当时的力量能够影响其结果。还有些坏结果出现是由于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也许在其他政体例如转型前政体中不会出现,但那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民主政体不保证不犯错误,只是保证避免这种不公正的情形出现:少数人做出错误决定,然后通过欺骗和镇压强迫全社会接受,最后由全社会承担惨烈后果,少数权势者反而继续享受权力和利益。当然,民主政体中也会有欺骗,但在一个有独立媒体监督、有竞争力量揭短、有独立司法机构核查的自由社会中,这种欺骗更可能被揭穿和制止并让欺骗者受到报应和惩处。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在现实中,人们本来就对某个政治社会现实有不同看法,我们不能替代台湾人民决定什么后果更符合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更多的情形是,各种方案有利有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舍标准排序会选择不同的方案,民主政体保证的是经由一个事先约定的程式决定其中一种方案或一种妥协折衷方案被接受。

一个大陆人,很容易出于对台湾岛内独立势力借民主平台发展而否定台湾民主化的成就。客观地说,台湾经济上的挫折更是国际大背景的后果。在这方面,台湾岛对外依赖太强,没有选择余地。民进党的去中国化的态度确实妨碍了两岸经济交流来缓解台湾经济的痛苦或推迟经济转机,但两岸经济交流更可能使经营者收益,台湾本岛的经济受益多少是未知数;因为这也许不会导致市场扩张而是造成资金和人才进一步外流。在台湾对大陆的比较经济优势越来越小的情形下,两岸经贸的自由化可能会短期内恶化经济情势。

大陆人最痛恨的台独势力的发展更不是民主化的恶劣后果。从台湾人的角度看,政权乃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的本土化取向是好事,不是坏事。即使大陆人认为是坏事,这也是威权政体的后果。了解台独的历史根源的人都知道,台湾人民在二次大战结束时,还欢呼庆幸回归中国。然而,威权政体的失败和镇压使得台湾本土精英开始渴望摆脱外来政权,建立一个由台湾人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70年底后期,蒋经国试图以国民党本土化来应对台独,但政体的威权性质使其在岛内外难以扭转反对力量在青年人中的发展势头。如果继续镇压,只能使国民党及其台湾政权在岛内外彻底丧失人心。蒋经国最后启动民主化改革事实上在国际上挽救了台湾。大陆的非民主政体使台湾人心离大陆越来越远。经济和文化的去中国化政治干预显然是背离自由主义原则的,但究其情感根源却是国共两朝的非民主政体造成的。只有大陆民主化,才能化解台湾人民的去中国化的情感根源,为中国的统一创造必要的条件。如果大陆与台湾的政体落差继续维持下去,那么仅仅政体落差就可以成为台独的足够的基础。美国从英国中独立出去就是先例。

当然,即使是从台湾人的角度看,民主化不是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才是大陆人应当关心台湾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进程的真正应有的视野。毕竟,我们选择或不选择民主化是为我们自己能更安全和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为台湾,也不是为西方。民主化确实有其问题和风险;在民主化平台上的公众集体决策也有可能犯错误。首先,即使一个巩固了的民主政体仍然可能会再度被推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都出现过国际范围的颠覆民主化的反动回潮。在台湾目前的政局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政治领袖,他们在情感上很容易因为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得失变得厌恶民主政体。采取小动作和阴谋违背民主政体的公正游戏规则。蓝绿两大阵营中都有这样的人。当然,这样的领袖能否有机会成功,还要看台湾公民的政体素质和心态是否支持他们。而这又与台湾的内政外交的大环境有关。持续恶化的内政外交环境容易导致两极化的激进主义、违法的暴力文化以及寻找替罪羊的心态的膨胀,这可能会颠覆已有的民主制度。第二,民主化常常与其他政治价值有冲突;尤其在一个不大的政治共同体中,民粹主义很容易假借民主名义在少数煽动家的蛊惑下挟制所有追求执政的政治势力卷入某种狂热,颠覆相互制衡的宪政结构,大规模将政治反对力量打入敌人范畴加以政治迫害,以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名侵害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是面临法国大革命时英国人的主要担心,是美国制宪建国时联邦党人的担心之一,是面临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挑战时的西方世界的担心。这方面,台湾也表现出令人忧虑的一面。我认为,民进党在由反对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节制民粹主义的情绪,建立在国家宪政结构中负责、理性、审慎和明智行为的心态和形像。否则,不仅台湾民主制度难以稳定,而且国际上会对台湾不放心。最近蓝绿冲突中民进党表现出的克制,应当是可喜的进展。第三,即使民主化建立了自由的公共讨论和民主选举的政治平台,仍然不能确保这一程式的后果符合所有参与者认同的好的选择。囚犯困境表明,在某些局势中,每个参与者追求最大利益或避免伤害风险而理性互动时,会导致整体上谁都不喜欢的结局。在另一些格局中,欺骗和小人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能够将诚实和君子置于政治上的死地。阿罗不可能定理则甚至表明,一般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某些情形中不能产生公共决策。这些抽象的理论模式可以解释自由民主政治中的许多过失和荒唐,包括台湾的现实政治冲突。一些追求民主自由一生、甚至付出极大代价的政治人物,最后会玩弄阴谋;竞争的双方都违背初衷为情势裹胁进对双方伤害都很大的恶性冲突中不能自拔。由此的结论不应当是放弃民主政体,像霍布士、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知识精英以及中国的新保守主义那样认为。也不应当简单地对玩家进行道义谴责、从而试图以舆论压力约束他们,因为玩家是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民主自由政治允许和鼓励的心态文化。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合理设计制度和安排游戏规则,使得理性行事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时,所有参与者互动的结果符合社会公众利益。这样的思考正是自由主义在经历挫折和磨难后重新复兴的出发点,即新制度主义的出发点。目前比较政治的中心之一,就是通过定量分析,确定各种制度安排的政治效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利用这些理论和成果来寻求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政治困境的解决方案,而不应简单地比较稳定良好运行的自由民主政体和失败恶劣的专制政体并回避自由民主化进程中的挑战性问题。台湾民主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实际的案例。

台湾大选中的另一个刺激大陆公众兴趣和情感的话题是台独挑战大陆底线引发的台海局势紧张。我认为,其后果不确定,最后结果取决于大陆台湾的角逐和美国的干预。

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冲突中,大陆和台湾都不应有对对方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大陆容易认为,台独是少数人煽动欺骗台湾人民的结果,而不是台湾人民在自由讨论的空间中的选择。台湾则容易以为,大陆对台独的打压是共产党威权政体的决策,而不是大陆主流民意。事实上,亨廷顿早就说过,自现代国际关系形成开始,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之间的战争,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大陆与台湾对立的真正困境是,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是建立拥有自己的立法、军队和外交主权的独立国家;虽然这个国家是否是中国文化中的仍有争论;蓝营和绿营主要争论是安全和理念哪个更优先。而大陆的主流民意决不容许台湾独立;即使与美国开战并且经济受影响,也要武力制止台独。因此,任何准备台湾独立或中国统一的力量都必须准备两岸人民之间有一场战争。在这场冲突中,看不到最后的胜利者。台湾几乎没有可能摧毁大陆,也很难在国际空间争取到独立国家所有的资格,但大陆也无法通过武力彻底征服台湾人心、从而岛内陷于长期战争的泥淖中,国际上被广泛谴责。海峡两岸在统独问题上暴发战争对两岸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因此,台独与武统者都不要沉迷在自说自话的思路中,而必须在道义优劣和利害得失的理性衡量分析后再下决心。

美国态度是重要的,但既不确定,也不是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没有足够坚强的意愿和实力长期维持武力冲突下的台湾海峡的和平格局。没有坚强的意愿,是因为东亚不是美国战略的重点。美国的国家利益不需要根本改变这里的政治现实;美国还需要中国在东亚和世界范围内与其合作解决美国最头疼的问题。而缺乏实力不是说美国没有摆平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是在中国台海战争能力迅速膨胀的情形下,美国不会持续投入足够资源去维持一个不是他的致命利益的格局。然而,美国是复杂的;美国有极其现实的强大的工商界,有精心计算美国利益的战略谘询界,有均衡关注美国全球责任和局势的职业外交界,有长期孤立于世外的民意传统,这些会使美国在台海冲突中避免付出代价。但美国也有强大的宗教保守势力,有意识形态强烈的政治保守势力,有维持正义和民主自由价值的民意基础,这些又都使美国不会置身台海冲突的事外。美国介入,不会因为遏制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因为美国主流并不认为中国会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成为与美国可以争锋强大实力,何况美国战略界占主导地位的经典现实主义和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允许在大的区域实力中心有自己的附属势力范围以为其安全屏障;美国更多的是与这些区域实力中心合作维持全球安全格局。但这些一般的概括性看法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在现实中的选择;冲突暴发时美国主要执政者的国内政治境遇、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处境、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情感,以及台海冲突爆发时的具体情势,都更可能决定美国是否介入和以什么方式介入。今天美国的强力承诺并不表明一定介入,而是试图以威摄方式阻止冲突发生。但显然是错估冲突来源。美国公众心中的一般看法是,只要海峡两岸有破坏现状的冲突,一定是专制大陆以大压小,不可能是民主台湾以小犯大,因为这太不合乎情理;此外,美国公众并不关心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格局需要大陆的配合和支援。这也是美国在野政治家的一般意识。因此,在他们进入决策前,总是强硬地威吓公开大陆。然而,当他们执政后再一场危机中发现台湾可能是突破现状的一方时,往往会淡化强硬的武力介入姿态,改为更为精致的外交游戏。在试图以保全大陆的体面的方式说服大陆避免武力的同时,强力压制台湾接受现状。此时,美国对大陆会更礼貌尊重,但对台湾会更粗鲁无情。克林顿和小布希都是这样过来的。在对美国的估计中,大陆不应当认为美国对台海事务的干预是阻止中国走向强大;这不是说没有美国人这样想,而是说,美国主流民意介入台海事务以及变化原因不是为阻止大陆强大。台湾也不要以美国人对民主自由的价值体认而认定美国一定武力制止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进攻;美国从来没有意愿以武力方式将世界改变为美国决定一切的民主自由的一统天下。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地缘政治战略思想以及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界定,都使得他们在台海冲突中不是任何一方的可靠的靠山。

我个人认为,台海和平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会一直有惊无险地维持下去。因为大陆并没有统一的愿望,只想维持一个可以自说自话地维持一个中国政策的体面。只要国际社会继续事实上承认大陆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的代表,也就是说,在没有大陆同意的情况下,以主权国家作为资格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和活动不吸收台湾参加,只要台湾不明显突破底线,大陆就可以继续维持这样的体面。台湾同样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去突破大陆底线。台湾到内多数公众期望和平,不希望战争;虽然短期内可以将一些冲突解释为台湾维护自己的尊严从而获得南部选民的支持,但是同时激怒大陆和美国的做法很难持续获得台湾多数中间选民的支持。在一个小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和一个小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开放经济中,任何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对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命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美国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历次台海危机中已经逐渐明确冷战后美国在台海冲突中的底线、姿态和操作机制。这就是坚决维持现状,对大陆是保全其体面的同时以实力胁迫制止武力犯台,对台湾则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和打击美国甚至大陆认定的出格行为。这样的和平并没有可靠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平衡。但这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现实。从长远看,台海前景恐怕要到新的国际体系形成、其中主权国家没有那么重要了才会有真正的解,或者又发生席卷世界范围的重大国际事件,根本改变国际政治格局和实力对比,或者东亚发生重大事件改变海峡两岸的力量对比格局,此时会给渴盼重新洗牌的各个国家以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时,中国大陆也许会有机会武力收复台湾,也许会永远失去台湾。但在正常国际和平可以维持的情形下,海峡两岸人民和政治家可以和平共处,在未来的国际政治框架中找到重建两岸关系的政治架构的方案。

---转自《新世纪》( )
5/8/2004 10:20:24 PM


中国时报:台情治部门长期介入海外民运

中国时报五月二十八日王绰中特稿指出,中国大陆海外民运与台湾情治部门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二年。当时大陆着名异议人士王炳章在纽约与大陆留学生宦国苍、梁恒等人一起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开始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宣传民主理念,引起台湾情报局(后改名为军情局)重视。情报局派人与王炳章取得联系,王也派了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洽商合作事宜。据中共国安系统所掌握的国安局密件显示,情报局在上报安全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采取秘密方式合作,目标为开展大陆反共民主运动。情报局还特别成立「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三万美元。一九八三年五月,情报局派出翁衍庆(化名翁远书)赴美,负责联系指导,对内职务是情报局美东工作组组长。是年底,王炳章等筹组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王炳章当选主席。情报局每年向民联和「中国之春」提供六十万美元的经费,王炳章本人每月领取一千美元的津贴。

据台湾前情报局官员披露,一九八四年十月发生「江南事件」后,在美引起轩然大波,情报局改编为军情局,相关情报工作人员陆续撤离,与海外民运组织的合作,经当时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安全局长汪敬煦、军情局长卢光义等商议,并奉报蒋经国总统核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转由文工会接办,实际仍由军情局策划。

一九八七年五月,王炳章试图在台湾发展,甚至有在台湾组党的意图,军情局暗中运用民联内部力量予以制衡,并且停止金援,直到一九八八年初,「中国民联」召开「三大」,胡平担任主席,王炳章改任常委。国安局密件即披露:「王炳章表示希望将组织移到台湾来发展,我方不同意,因为我方对民运支援之目标系为中国之民主化,且若该组织返回台湾,反生后遗症。」,胡平就职后,军情局与其建立直接联系管道,代号为「文正专家」。一九八九年一月,王炳章被罢免常委职务,自组「中国民主党」,王、胡公开决裂。

一九八九年发生「六四」事件,海外民运的声势大振,外逃的北京学运领袖和曾在中共政府任职的自由派官员,如陈一谘、严家其、万润南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影响力盖过「民联」,但台湾情治部门希望将海外民运组织统合起来。一九九三年,「民联」与「民阵」合并,成立「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徐邦泰当选主席,但为争权和捐款,发生严重内斗,而且蔓延到台湾,安全局、军情局、陆委会、国民党海工会都收到不少请愿信和告密信。最后民运组织一分为三,台湾方面决定,由国安局和军情局分别予以资助。

这些民运领袖大多数都是文革世代,斗争性强,互不服气,以致海外民运内部山头林立。一九九四年六月,胡家麒接掌军情局第四任局长,因政策转变胡将这股力量转化为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于是军情局下各单位争相插手海外民运,支援不同派系。扁政府吁不要「中了中国的计」

台湾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5月27日表示,中国官方刻意释出大陆民运人士被台湾收买的讯息,相关单位早就否认了,而且中国方面本来就是刻意要放话制造混乱的,现在跟着炒作的话只会中了中国大陆的计。

而国安局2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严正否认媒体有关培植民运人士从事间谍工作的报导,国安局副局长黄磊表示,中国大陆一直要把民运份子和台独份子联在一起,想要降低民运人士对中共国内的影响力,这次更用移花接木和伪造的方法,透过媒体污蔑国安局。

东森新闻报报导说,从中国方面传出所谓国安局和大陆海外民运人士联系的极机密文件,在对岸经由大陆国安部门向台湾媒体曝光,这些密件内容显示4年来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有所谓扶植杨建利、王丹等大陆民运人士,筹组海外反对北京势力的政策,但相关单位强烈否认。

行政院长游锡坤27日与媒体茶叙时表示,「我们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但关心任何国家的民主发展」。被点名与民运人士接触的新闻局长林佳龙则说,这是黑函、「相当粗糙、错误百出」,以现在人民的知识程度,想以这种造假的公文影响视听,是不能获得社会大众认同。

中央社引述林佳龙表示,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将届,中共政权因六四周年即将来临而如临大敌,把很多不相干的人与事拉在一起,企图抹黑很多民运人士,包括抹黑台湾的民主发展,令人感到遗憾。

林佳龙指出,他来自学术界,长期做中国大陆研究,与中国的学者或民运人士本来就有往来,他在美国耶鲁念书时就与哈佛的王丹、哥伦比亚的王军涛有很多交流,黑函中所说的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国安局指出,近年来,北京将大陆民运份子与台独、藏独、疆独及法轮功份子并列「五毒」,视为冲击大陆国家安全、危害政局的最不利因素,并列为全力打击的首要敌人,北京指称台湾支助大陆民运人士等情均属栽赃伎俩。

国安局答覆记者询问时指出,中共栽赃、诬指的例子很多,如去年诬指台湾支持法轮功、对大陆进行盖台,乃至释给台湾媒体伪造的机密文件等,均是中共恶意栽赃台湾的伎俩。

国安局主管官员指出,「六四天门事件」十五周年将届,大陆内部兴起要求平反六四声浪,中共担忧对内部「维稳」将产生冲击,意图藉诬指大陆民运份子为台湾工作、强化大陆民运份子与台独合谋等栽赃手法,罗织大陆民运份子背叛中共祖国的「敌特份子」罪名,北京希望削弱大陆民运份子对大陆民众的影响力,全力防堵内部要求平反六四声浪。

中国国家安全部宣称获取一批台湾国安局的机密文件,文件详载台湾当局近4年来联系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的过程,指控台湾当局金援中国民运人士进行情搜工作。前国安局长丁渝洲表示,这份文件真实性相当可疑。

根据报导,扁政府在2000年5月20日上台之后,由于意识型态不同,国安局与军情局双双停止与中国民运人士的金援、资助,不过,情治单位仍未停止利用中国民运人士的动作,并开始拉拢王丹与王军涛等知名度高的民运人士。

台湾国安局相当重视「二王」王丹、王军涛,并由海基会秘书长颜万进与国安会谘询委员林佳龙成立专案负责,之后林佳龙出任行政院发言人,由苏进强接手。

机密文件指出,扁政府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波士顿会议,与「二王」正式碰头,台湾派颜万进与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学者徐斯俭,民运人士则有王丹、陈小平、吴稼祥、中国的刘军宁、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和香港的卢四清,这份文件也由前国安局长丁渝洲签名批示。

就在「六四天安门事件」15周年的前夕,中国公布这批台湾国安局的机密文件,引发台湾情治单位一阵哗然,纷纷质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被指明批示该文件的丁渝洲表示,当时他早已转任国安会秘书长,根本不可能批示该签呈;颜万进也说,这份国安局签呈绝对是假文件,动机可疑。

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运领袖王丹则认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动机想把海外、中国民运团体打成「台谍」,他也澄清,他虽然他曾多次来访台湾,但并未接受台湾政府的金援,也与台湾国安局没有任何接触,中国有关部门在此时接露这份资料,动机十分可议。

对此,中国外交部官员27日不愿进一步表态评论,发言人刘建超强调相关问题应该向国家安全部门,而非外交部门询问。

刘建超27日出席例行记者,在被记者问到有关民运人士变成台谍的消息时,回避有关询问。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对此事看法时,仅多次表示应向国家安全部门询问,其余则不愿多谈。


中国时报:台国安高层透露前后资助《北京之春》150万美金

  中国时报五月二十八日报导说,台湾军情局过去曾以资助「北京之春」的方式,希望透过大陆民运人士的言论影响大陆民心和政局,但军情高层评估耗费过高、效益太差,已于三年前停止该案。对于二十七日曝光的所谓国安局资助民运人士密件,国安局研判文件可能是刘冠军泄密案同一批人所伪造,国安局强调目前并无资助民运人士的计画。

  北京有关单位又披露另一批国安局密件,详列大陆民运人士活动与经费运用等细节,国安局二十七日晚表示,经过审慎查证,所谓的机密文件,都是假的。

  国安局表示,国安局签呈的「核判区分」,都是由「处室主管」签请,而大陆相关单位再出示的十份密件,「核判区分」均盖主任秘书官章,即由主秘签请,此举并不符合国安局内部签文作业程序;再者,密件中的「核判区分」格式,其中一栏,列有「副局长兼执行长」,国安局并无此称谓。

  此外,国安局也表示,密件中,有关「海外民运工作专个案列管表」,计有三张,所有的案名代号,经查证,国安局并没有这些代号与专案。

  国安高层透露,资助「北京之春」的计画前后花费将近一百五十万美金,结果只换来几本刊物,检视「北京之春」内容,根本找不到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字眼,全部都是有关共党的研究,对中共政局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加上资助对象索求无度,当时军情高层断然就停止这项计画,之后未曾再对大陆民运人士有任何资助。

  国安高层研判,这次伪造密件曝光行动应非中共国安部所主导,而可能是地方国安部门因「业绩压力」所释放的消息。

  国安局二十七日并举行记者会表示,由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将届,大陆内部兴起要求「平反六四」的声浪,中共担忧将对其内部维护稳定产生冲击,因此利用假造台湾资助民运密件曝光方式,刻意将民运人士打成台谍,罗织其为背叛祖国敌特份子的罪名,以削弱民运人士对大陆民众的影响力,全力防堵为「六四平反」。

  国安局副局长黄磊指出,曝光的这些密件,格式和国安局现行公文完全不同,国安局早在二○○一年配合政府公文电子化,更改旧有公文格式,例如签呈上会列有电子条码,也会加上保密用语,这份曝光密件格式完全不对,包括相关人员职务和电话号码都错误百出,内容纯属杜撰,手法也相当粗糙,而国安局也根本没有所谓的「二王计画」。

  他表示,大陆民运人士多半在美国进行学术研究,虽然会透过学者与他们进行学术讨论,但国安局没有资助这些民运人士,更不会要求他们为台湾从事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在美国,对中共的情况不见得会比我们更了解。

  他并指出,近年来中共将大陆民运人士与台独、藏独、疆独和法轮功份子并列为「五独」,将其视为危害政局的最不利因素,并列为首要打击敌人,如去年诬指台湾支持法轮功并对大陆进行盖台,都属恶意栽赃的伎俩。

  2004年5月28日3:50:30(京港台时间)


维专访王军涛:“我愿意公开对质!时间地点方式由他们定!”

  多维社记者专访/最近台湾媒体介绍台湾官方对大陆民运的支持的报导引起公众关注。在报导中,王军涛是被几次着重点名的人物。王军涛联合王丹对此事发表了十点声明。多维社记者5月27日就此案专访了王军涛。多维社欢迎其他方面也提供详细情况和解释,以利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

  多维:王军涛先生,当你得知,>的报导时,你的感觉如何?

  王:不可思议!接着就是愤怒,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故意炮制的政治陷害案,为到达政治目的。

  多维:你是如何得知这一消息的?

  王:今天早上王丹打电话说,出了件大事,而且很奇怪。他说,>记者采访他并且说大陆国安部门向他们驻京记者出示台湾国安局有编号文件,说支持“二王”实施什么计划。

  多维:你为什么感到不可思议?

  王:因为众所周知,我最近几年一直攻读学位,最忙时连中文都“戒”了。我基本谢绝一切政治活动、会议和演讲邀请。连最近国内社会经济研究所同仁请我共商恢复研究所一事,我都强调毕业后再说。因为我对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导师有承诺,完成学业前不介入分散精力的事情。美国这个社会讲究信誉和专业伦理,我不能食言。因为我这种行为方式,引起许多民运同仁误解,说我与中共做交易有之,说我淡出民运有之,就是没有人想到我会执行什么台湾情治部门的职业计划。这难道不是不可思议吗?

  多维:会不会有关方面不了解情况?

  王:不可能!我与具有大陆背景的学者、记者和官员几乎每个月都能在不同场合见到面。无论我的观点,还是我的生活重心,他们都清楚。我相信与我接触的大陆官员会实事求是地反映我的情况,不存在误解问题。

  多维:你为什么愤怒?

  王:因为我意识到这是在故意炮制陷害案。

  多维:是否有什么错误信息来源误导?

  王:如果大陆情报部门掌握这样的情报,当然首先应当去核准。只要他们向我周围的亲友或与我接触的人了解情况,就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我也想过,是否是台湾情治部门有这样的计划但我不知道。但如果这样,大陆应当首先调查,应当找我。这是依法办案。法律规定,中国公民不得不经过司法程序定罪,国家机关不得根据未经核查的证据处理公民。现在国安机关都是硕士博士在负责我们的案子,他们懂得这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特别是,他们是故意向境外媒体散布信息,这显然不是想澄清案情,更不是想依法处理他们相信的罪行,而是别有企图。要知道,如果我因此开庭审判,一定会以国家机密为由秘密开庭,国安机关会严密防范和惩处泄露案情和证据,怎么可能经由国安机关泄露案情和证据呢?

  多维:那么,会是什么企图呢?为什么要炮制这一案件陷害王先生呢?

  王:我只能猜测。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他们不想给我延护照。

  多维:王先生有合法护照吗?

  王:我是1994年4月23日送到美国来检查身体的。外界当时传言说我是保外就医,这不准确。今天我郑重声明,我没有保外的手续,也没有保人。我亲属曾问过有关方面,他们曾说补手续,但直至2002年2月12日我13年刑满,也没有补什么手续。但我有护照。1999年4月我护照到期,有关方面给我依法办理护照延期手续。2002年我刑满前曾向有关方面接触并表示回国愿望,也为此交换过看法。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我一直心怀善意,耐心等待。今年4月23日,我的护照再次到期。我提前联系,他们说没有问题。我去申请,总领馆官员说,大陆方面没有讯息。我立即与大陆联系,他们让我在护照到期前一周去。届时我问总领馆。官员答覆,还没有新的消息。我又与大陆联系,他们保证会办理延期,但让我等待。今天,我等到这个消息。我想,这大概是他们不想办理护照延期,于是就采取这样的方式拒绝。

  多维:就为了不给你延护照吗?

  王:就这个理由还是我的猜测。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真实的理由。我想另外的理由就是他们在不给延护照后担心我强烈反弹,因此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地栽赃我涉嫌台谍。这样,那些有关官员都不好再为我说话。一般人都不可能再接触我。这就像文化大革命,如果你被打成反革命,就会被人们疏远而不敢与你来往。目前,大陆当局企图借中国百姓对台湾执政当局的愤怒情感,败坏他们不喜欢的人的名声和形像。但这样的算计会根本上毁掉政府的信誉和情治部门的职业操守约束。文革中,说你有反党的政治问题,人们就不愿接触你。改革开放后,政治栽赃不灵了,于是就编出男女关系或经济问题诬陷你。但今天大陆腐败到嫖娼和贪污都不算什么了。于是就以台谍为名搞臭你。我想,李少民、杨建利、秦广广,都是这样炮制出的案子。过去我还认为无风不起浪,大概他们总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今天我以亲身经历倾向认为,他们是被诬陷的。国家声誉就是因政治迫害而这样被毁坏的。

  多维:但是,我们或公众怎样能相信你说的是事实而政府是炮制陷害案呢?

  王:看看此案的出笼过程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调查就鬼鬼祟祟地向境外透露消息?不过,即使这样,我也还是愿意配合有关方面查清真相。如果有关方面真希望查清案情,我愿意接受调查,回国可以,在美国也可以,到第三地也可以’只要程序合法,由他们约定时间和地点。但必须公开审理案件。如果坚持秘密审判,必须先处理那些泄漏机密的情治机构官员。说白了,我愿对质,时间、地点和方式由他们定,只要合法,有助于查清真相,我都奉陪!

  多维:你还有什么要求?

  王:依法办案。错了,就要公开澄清真相,并且道歉,赔偿。

  多维:你不担心如果回国会被秘密审判?

  王:我当然知道这是必然的。要么不许我回国,要么回国后一定铸成错案。也有朋友劝我不必对这样的政府中的流氓太讲君子之道。我不是争个人意气;我被各种势力栽赃够多的了;我不值得仅为个人声誉冒风险。我认为,我此举是想堵死那些企图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动用国家安全机构炮制政治陷害案和进行政治迫害的方式。在这样的案件中,受害人一般几乎无法洗刷罪名和恢复清白。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发生这样的恶劣事件,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公民会多么恐怖!为使得中国公民不再受到这样的威胁,我愿意冒个人风险戳穿政治陷害案的荒唐本质。我在美国看到,这里的人民能够享受自由,是因为当国家特别是安全部门滥用职权时,每个公民都会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和权益。除非我们中国人在公民合法权益受到国家违法侵害时敢于与之抗争,我们将永远是国家的奴隶,不配做公民,也不会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而且,只有国家不再公然撒谎,中国社会才有正义和诚信。我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才决心采取一切方式维护个人权益。

  多维:那么,你是否与台湾有联系?

  王:我当然与台湾有交往。我在狱中时,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人民都曾仗义执言,为我呼吁。我出国时,海外华人媒体包括台湾媒体都在显着版面报导我的情况。后来,各方面人士都与我有交往。然而,我有原则,我希望中国人能在将来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我不接受任何有主张附加条件的交往;我决不与情治机构交往。说实话,我不认为与情治机构往来有什么原则问题,因为自台湾解严后,两岸情治机构之间的斗争是同胞间相互残害。就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而言,我不会服务于情治机构,但也不应当拒绝正常交往。但考虑到大陆主流民意的情感,考虑到不受人与炳,我还是宣布并实践这一原则。此外,由于读书需要,我与台湾在1997年以后极少来往。

  多维:但你对大陆民运接受台湾资助如何看?

  王:就原则而言,我认为,接受台湾资助和支持不是问题。关键是不接受附加政治条件的支持。只要促进大陆自由民主和全面发展,我们都应欢迎。台湾是骨肉同胞,为什么要拒绝同胞对大陆进步的关心和支持?我个人愿意在促进大陆进步的原则下与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合作并寻求全球华人的支持。

  多维:那么,你现在一反过去低调,如此抨击大陆,是否表明你的政治原则有变化?

  王:不是!我仍然坚持和平理性善意的政治原则;我仍然相信大多数与我往来的具有政府背景的学者、官员和专业人员的诚意。但是,我必须就原则问题申明立场。我必须与那些企图将中国变为可怕的国家其中公民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就定罪惩罚的丑陋势力斗争。这也是维护国家安全机关的职业操守和信誉。国家机器应当在政治斗争和生活中中立;否则就会沦为政治工具,丧失公信力。

  多维:你认为结局会怎样?

  王:我坚信,真相终会被查清,正义终被恢复,炮制陷害案者终被依法追究责任。过去,我曾在国内各种政治生态中坚守信念,那些执意违法迫害者即使在我身处监狱时都受到处理。今天,我在自由民主的世界,只因为我顾虑不恶化大陆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国际环境,才一直隐忍低调。但如果某些势力以为这是无能从而可以肆意凌辱,那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至少,我已经决定加入争取回国权利和公民护照的运动。中国大陆执政者如果不准备为那些丑陋势力的过失而损害声誉,应当立即纠正这些丑陋势力的胡作非为。

2004年5月27日12:56:43 (京港台时间)


多维社:台湾资助大陆民运人士内情

  05/26/04  多维社

  多维社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情治部门并未停止利用大陆民运人士的动作,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等知名度高或活动能力强的民运人士,甚至支助他们赴大陆搜集情资。不过,前年四月杨建利使用朋友护照进入大陆,调查东北工人骚乱情况,被中国当局拘捕,最近才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判刑五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成为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对象。

  台湾国安局对王军涛、王丹的工作相当重视,内部代号「二王专案」,由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国安会谘询委员林佳龙(林出任行政院发言人后,由苏进强取代)负责。据国安局密件透露,民进党政府与「二王」团队的最初正式接触始于二○○一年的「波士顿会议」。台湾方面出席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民运方面出席的有王丹、陈小平、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张祖桦(中国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和香港的卢四清。这次会议商定了双方未来合作的框架。

  同年八月,「二王」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王丹出任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政府就以资助学术研究的形式,由海基会出资向「二王」团队提供经费。在林佳龙入阁后,相关工作改由苏进强接手。

  二○○二年三月,双方再度于纽约举行会议,王军涛担心徐斯俭角色,可能会牵连整个组织网路,甚至把张祖桦都牵连进去,后来颜万进答应,徐斯俭今后以「台湾智库」学者身份出面;当时双方讨论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以及希望介绍台商商机来资助大陆民运人士。同年十一月,双方再度于韩国汉城聚会交换情报。

  去年二月,「二王」向民进党政府提交「中国宪政协会工作总结」称:「我们决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时机到来时,能大规模地迅速展开力量,推进形势,打开体制,并通过现代政治运作,将中国挤出政治舞台。」;去年七月,徐斯俭也向政府决策高层提出「二王专案报告」,列举王丹、王军涛团队「良好成绩」,还透露说,他们在大陆成立独立民间研究机构为平台,正在筹建社会动员网路和网站。徐斯俭的报告最后建议,追加三百五十万台币给「中国宪政协进会」,资助刘军宁的大陆民间研究机构一万美元,以及每年资助「北京之春」杂志六万美元。


徐文立:有关中国共产党政府构陷王丹、王军涛的声明
团结起来,坚决揭露、粉碎中国共产党政府破坏悼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动的阴谋,——有关中国共产党政府构陷王丹、王军涛的声明  

徐文立

  十五年前的六月四日,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北京悍然动用坦克、机关枪,之后又动用各级专制机构残酷地屠杀、迫害全国的爱国学生和北京、上海等地市民。
  
  “六四”是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惨案,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罕见的政治屠杀。

  这一切,昭昭在目,不容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它的统治集团、它的情治机构、它的帮闲文人抵赖和否认。

  这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是不需要任何高深理论就可以认识的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然而,邓、江、李的继承人胡锦涛、温家宝二位先生却不想承认这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想认识这个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大大地辜负了善良的人们对他们的期待。
  
  每年的“六四”是天安门母亲、有良知的中国人最悲痛的日子,然而也是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最恐惧的日子。

  今年“六四”时逢十五周年,天安门母亲、海内外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自然要用一切形式悼念那些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人权而死难的爱国学生和各地市民。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更加的恐惧,今年的清明节前,他们就毫无人性地拘捕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妄图阻挠“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序幕的展开,最近又变本加厉地限制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各地异议人士的行动自由。他们为了实现在海外破坏悼念“六四”十五周年和海外民运组织的阴谋,近日又抛出了构陷王丹、王军涛的政治陷害案,并把这个政治构陷扩大到了国内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一箭双雕。这充分证明,他们长远的目标是更想一举摧残已成长多年、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和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维权活动。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新的统治集团这次在构陷王丹、王军涛一案中,他们再次祭起了“政治资金”这面破旗。
  
  有关“政治资金”这件事,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的政党。

  在此,我想请问胡锦涛、温家宝二位先生在谈论“政治资金”这个问题的时候,敢不敢先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交代清楚: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接受第三国际、联共(布)的“政治资金”成立你们这个党的;后来又是怎样长期地接受这些外国的“政治资金”,在中国搞武装割据的。
  
  在此,我还想请问胡温二位先生敢不敢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交代清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那支“光荣的359旅”是怎样种鸦片和卖鸦片来进行所谓的“抗日”的。
  
  …………

  当然,需要胡温二位先生向世人解释清楚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我相信,胡温二位先生既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量就上述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但是,我请二位至少不要再继续作恶,在不能为“六四”这个头号惨案,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谢罪的时候,至少放弃迫害天安门母亲、社会良心和放弃破坏悼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动和海外民运组织的卑劣行径。
  
  最近以来的行径,只能说明胡温非但要辜负人民对他们的善良期待,而且要赤裸裸地表白他们将继续“六四”的屠杀,继续实行邓、江、李未完成的杀戮,决心把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现在,王丹、王军涛先生已经就中国共产党政府构陷王丹、王军涛案,发表了郑重的“十点声明”。王丹、王军涛先生公开表示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就“政治资金”一事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质,不知胡温二位先生能否接受王丹、王军涛先生的“挑战”。
  
  我相信,通过这一事件,海内外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会更加团结,并成为忠诚的政治反对派。忠诚的政治反对派,就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在大是大削面前决不退缩的政治反对派,是为最广大民众服务的永远的政治反对派。
  
  朋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以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六四”十五周年的实际行动,来揭露和粉碎中国共产党政府妄图破坏悼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动和继续迫害海内外政治反对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和卑劣行径。

      2004年5月28日4:1:58 (京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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