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真正的強大的民主黨——中國民運三十年反思

(一)、从人的自由出发是一个根本原则

長期以來,中國的不同政見者在思考社會問題和選擇行爲方式的時候,有一個不自覺的思維定勢。那就是,往往從國家的民族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從人的或者個人自由的角度出發,這就造成了沒有一个客观的標準來判定是非的價值誤區。因爲從究竟什麽是最有利於國家利益這個非常空泛的人言言殊的抽象標準來探討任何社會問題,任何政治現象都可以得出衆多的看似都有説服力的意見和論據。甚至這些意見和論據是完全相反的或互相排斥的。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爲所謂國家是由很多不同利益的社會集團組成的,一個從某個特定的社會集團看來是正確的和必要的政治選擇對另一個社會集團來説可能是災禍和痛苦。共產黨現在的任何政策總是打著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前途的幌子,其實在一黨專制之下對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來説,共同的國家利益是虛假的,所謂的國家利益本質上就是特權階級和統治集團的私利。甚至一個從表面來看似乎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平等享有的公益事業其幕後常常帶來弱勢群體的貧困化的加劇。這從很多大城市的所謂形象化工程造成廣大原居民離離失所就可以得到證明。再從所謂“政治穩定”這個被中共定為壓倒一切的“根本國策”來看,一黨專制下的社會穩定表面上對每個公民都帶來了“平平安安過日子”的好處,但是,在平平安安的後面是大多數人民失去基本人權的非人生活的永续化和凝固化。一黨專制就在這种穩定的掩護下得到延續和強化。所以,從國家利益出發,這個思維的角度不可能把我們引向真理。

我們必須從一個更根本的更實際的角度出發,這就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從人的自由的角度出發,才可能把我們的探索導入正途。我們必須記住,我們首先是人,是一個有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生命個體,這個生命個體必須擁有人所必具的權利即基本人權之後才獲得了完整的人格和作爲一個真正的人的尊嚴。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具有探討其他社會問題的資格和正當性,在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我們實際上的角色是沒有精神自主性和思想獨立性的奴隸。由一群奴隸來研究解決社會的種種弊端是可笑的和滑稽的。所以,在目前的中國,根本不存在討論所謂如何建設“和諧社會”和“多元文化”等等課題的條件。要知,只有在自由人中間才具有自由討論追求真理的價值和意義。所以,現在我們聽到為中共統治集團的剩餐殘羹所豢養的所謂知識分子在那裏津津樂道地描繪“和諧社會”的美妙和動人時,縂会使人感覺到是在聆聽一場馬戲團的大合唱。儘管驢子和鸚鵡的嗓音與人聲模仿的惟妙惟肖,但是,聽衆除了覺得發噱可笑以外,絕對不可能享受到音樂的美感。其实一党专制正好是和谐与多元文化的克星,因为“一党”本身就否定了“多元”,专制本身就否定了和谐,所以,由共产党来倡导“和谐社会”和“多元文明”,就好比由本.拉登来指导反恐一样可笑。

可見,任何一個處在一黨專制羈絆下的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中國人現在首先應該考慮的就是如何及早地擺脫極權統治的問題,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人的問題,而不是所謂如何讓國家強大如何救國的問題。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先進的知識分子一直迷蒙于如何讓國家复兴和擺脫貧弱的問題,最近,閙得沸沸揚揚的電視片〈大國崛起〉和二十年前的〈河殤〉走的是一個路子,其基調就是從國家利益和民族前途出發,要不惜一切代價的爭得所謂大國和強國的地位,以便與其他的世界强國相抗衡,實現“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夢想。從思想源頭上來分析,這個思維的出發點與毛澤東所說的“大躍進”和“十五年超過美國”的豪情壯志並無二致。其實,中國是不是“大國”,是不是“崛起”,當前,對一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來説並不是一個應該關注和值得關注的問題,這如同一個乞丐沒有必要考慮國王的宮殿應該怎麽建築的問題。也許有人會以爲把一個中國人與乞丐相比,是一種侮辱,但我們卻認爲這與其説是一種侮辱,毋寧說是一種擡舉,因爲乞丐雖然窮困潦倒,但他完全可能是一個自由人。但,任何一個中國人,任憑你也許富可敵國,也许權勢熏天,但歸根結底你是一個奴隸,一個極權制度下沒有任何政治自主性的奴僕,這包括胡錦濤在内。在一党专制下,任何人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权和安全。最近的陈良宇事件是最好的例证。


(二)、二十一世纪中国人面临的根本问题

那么,對一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有頭腦的中國人,最應該關注的是什麽問題呢?放在第一位必須解決的應該是什麽問題呢?毫無疑問,首先是如何争取成为一个自由人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如何终結中共一黨專制極權統治的問題,因爲中共一黨專制已經成爲妨礙和阻擋每一個中國人追求幸福和自由生活的根本障礙。一黨專制下的權力壟斷利益獨佔已經成爲當前中國社會不公、政治腐敗、正義顛倒的直接根源。人所共知,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而絕對的腐敗必然造成人民的絕對痛苦。無論一黨專制之下的既得利益者及其辯護士用何種理由來宣揚一黨專制的“必要”和“正當”,然而,深受其害的最大多數的無權人民還是在切身的生活中體驗到這個制度的極端的非正義性及其帶來的根本弊端:這就是極少數人永久性的把本來屬於人民的政治選擇權竊為己有,並利用這個畸形的政治體制蠶食其他人的社會權益。把人民的自由和利益壓縮到越來越小的空間之中。目前的社會體制是有史以來最有利於一小撮有權階層無限制地攫取大衆利益的最不公正的一元制社會。在這個一元制社會中,除了佔有特權的中共權貴以外,任何其他的社會階層都處在被勒索、被壓榨、被剝削、被欺騙的整體奴役狀態。這种社會狀態對中共所吹噓的所謂和諧社會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對除了中共當權者以外的所有中國公民而言,只有擺脫一黨專制的枷鎖,他們才能真正獲得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重建。只有終結一黨專制,中国各民族才能從一個被奴役的民族變成一個自由的民族。中國人才能從沒有自由的奴隸變成自由人。有沒有自由是人能不能真正成其为人的必要前提,所以,终结中共一黨專制和建立民主政體是全中國十三亿人民大衆的根本利益所系,其理至清,其義至明,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一個目標付諸實施。

终结中共一黨專制是時代的最強音,是歷史的要求,是人民的最迫切的呼聲,而中國民主運動就是承擔這個偉大歷史重任的政治力量,所以,現在我们的一個刻不容緩的義不容辭的首要的任務就是把這一個根本的歷史要求彰顯於世,昭告天下,只有把廢除一黨專制這面革命旗幟鮮明地、高高地樹立起來,中國人民的自由事業就找到了前進的燈塔,民主的航船就能鼓起風帆,乘風破浪,駛向勝利的彼岸。


(三)、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

当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坚持必须从人的自由出发,而不能从所谓“国家利益”这发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或者轻忽国家利益和无视民族前途,恰恰相反,我们民主主义者不但非常注重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且随时准备为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而贡献我们的力量,甚至生命,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国家属于人民、民族享有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实的和值得我们去保卫的。因为说到底,在人民丧失自由的情况下所谓的国家利益实质上是特权阶层利益的代名词,无论如何,人民的自由(即每个个人自由的综合)是决定一切的。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是否强大,最终取决于人民的自由度。因为,只有自由才是人类潜能的真正的源泉,人类的文明史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自由才是开启人类文明宝库的钥匙,没有自由,人类就既不会有文明,也不会有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的敌人也就是文明的敌人,归根结底也是国家的敌人,共产党欺骗人民说,为了发展必须压制自由,我们的回答是,为了发展必须张扬自由,所以,即便是为了从维护国家利益来考虑,我们也必须首先争得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得到真正健康的发展。在舍弃自由的情况下所得到的所谓发展,一定是畸形的,一定是将使社会付出极大成本损耗的虚假繁荣。其对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必将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而且这种伤害将是无法补偿和纠正的。现在,以全社会腐败和全方位污染为代价的所谓高速度发展已经极大地戕害了民族的元气与根基,这种戕害归根结底是压制自由造成的必然恶果,因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个社会得以抵抗政治腐败的唯一抗体。失去自由的制衡,腐败就不可抑制,对一个国家而言,企图用伤害自由的方式来取得发展,最后的结局必定是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历史上,第三帝国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兴亡就是极好的例证。一党专制的中国如果继续走以压制自由求发展的邪路,将不可避免地滑入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陷阱。


(四)、民運面對的國内外環境

自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及臺灣實現政黨輪替以來,國際大環境和台海小環境都發生了質的變化,這直接衝擊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存條件,九一一以後,反恐成了美國國際戰略的軸心,美國與西方國家亟需中共的支持和合作,他們為不引起中共的敵意和對立,刻意淡化對中國人權情況的注意,對大陸民主運動也只停留在道義同情而無實質性援助的層面,在這種情況下,民運能得到國際支持的可能性大幅縮水,這就是魏京生先生的所謂民運外交無法取得實質性突破的真實原因。而臺灣民進黨政權上臺以來,基本上停止了原來國民黨對大陸民運的資助,而陳水扁不承認臺灣人是中國人的立場,使民進黨政權把大陸民運当作外國内政,奉行口頭同情實質不助的政策。扁政權的短視還表現在他們只對那些公開贊成“台獨”的極少數“分裂中國派”表示興趣。而這些分裂中國派儘管暫時得到陈水扁的激賞,但是注定會失去大多數中共基層民衆的認同和支持,這樣民進黨政權就在實際上放棄了他們在反抗中共壓迫的戰綫中本來最具殺傷力的一翼同盟軍——大陸民運的奧援,扁政權不支持民運,而民運也就無法支持扁政權,於是,民進黨與民運只好兩敗俱傷而分道扬镳。据上所述,無論在國際大環境還是台海小環境民運,民運都暫時相對處於不利的境地。但這僅僅是限制民運發展的外部條件,這些外部條件的只有在民運内部自身產生重大路綫錯誤和政策錯誤的情況下才能對民運造成致命的傷害,因归根结底,民运的发展取决于大陆人民的支持度。遺憾的是,八九民運以來,中國民主運動確實在路綫方针政策上都發生了重大的失誤。這些錯誤帶有根本的性質,如果再不認真地反省和切實的改正,民運的前途是非常可慮的。民運在危急中!這決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這是一個清醒的民主主義者的客觀结论。

從一九八三年王炳章先生創建民聯以後,一九八九年因六四天安門事件又成立了民陣和自民黨,在長達十幾年的民運歷史上,這三個团体都是相對具有世界性規模的運作有序的民運組織,魏京生先生來到海外以後又發起成立了民運聯席會議,這些組織的運作對推動中國民運的發展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我們不得不嚴肅地指出,這些組織顯然都不能適應中國國内迫切需要大踏步推動民主化進程的形勢。從二零零二年開始,民運組織由於中共的破壞和自身的缺陷,明顯陷入日益泡沫化和邊緣化的困境,在這些組織中,有的名存實亡,有的旗倒人散,有的時隐時现, 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民運現在的處境是多麽令人担忧,爲了在一年一度的紀念六四大會中湊夠一定的人數,主辦單位不得不东奔西走,动员参加者。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十多年來,民運一直在走下坡路,這是一個不容再予迴避的痛苦事實,中國民運代表著中國十三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具有無可懷疑的正義性和不容置辩的正當性。但是,在美國這樣一塊自由的土地上,在有數百萬中國僑民生息活動的環境中,竟然在一年一度的具有象徵意義的紀念六四的民運活動中,我們居然動員不到區區兩三百人的群衆來支持,這難道還不應引起我們民運朋友的深思和警省嗎?

前文我們簡要地分析了造成民運衰微的外部環境,但這些外部原因是處在不斷變化過程中的次要條件,它必須結合民運自身的缺陷才可能發生作用,我們認爲,造成目前民運半癱瘓狀態的主因是民運自身的失誤。如果我們不能痛下決心,深刻反省,找出病根,从头再来,那麽民運就不能起衰振疲,重整旗鼓,當然更談不上逐鹿中原,重建共和,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了。


(五)、组党运动的历史教训

如果從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算起,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已經走過三十年披荊斬棘的歷程。積三十年之經驗,我們得出一個最基本的教訓就是:民運欲達到在中國建設自由社會、確立民主憲政的目標,必須首先建設一個真正的強大的民主黨,沒有一個真正的強大的民主黨,中國民主運動將始終處在一盤散沙魚龍混雜的混沌狀態中。 不可能構成一個凝聚民意的堅強的民主堡壘,因而也不可能組成有左右政局能力的公開的政治反對派。故而,也就不可能對中共一黨專制發起振蕩式的反制和摧毀性的衝擊,民運也就不可能邁向成功之路。現在的關鍵是怎樣才能建成一個強大的有戰鬥力的民主政黨,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扼要回顧中國民主運動艱辛組黨的歷程:一九八九年六四民主運動被鎮壓以後,一大批受民主運動洗禮的海外留學生與民運骨幹相結合,毅然揭竿而起,奮起組黨,中國自由民主黨就此應運而生,舉起了“廢除中共專制建立民主政體”的革命旗幟,一時,以世界各地學生自治聯合會骨幹爲基本隊伍的自民黨組織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形成過數千人的隊伍,對中共統治形成強大的壓力,但是由於黨的發展沒有及時擴展到草根群衆中去,隨著民運高潮的過去和學生隊伍的流失,黨的組織沒有得到應有的鞏固和發展。爲了彌補這一缺陷,九十年代初,國内的民運骨幹胡石根劉京生康玉春等人奮起響應秘密在國内組黨,但不幸被中共破獲,胡劉康等人鋃鐺入獄,分別被判處二十年十五年十年等重刑。中國自由民主黨人爲組黨運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做出了应有的貢獻。

一九九八年,隨著柯林頓訪華,中共欺騙性的擺出“開明”的架勢,同意在聯合國的兩個政治權利和人權國際公約上簽字,在國内政治氣氛有所鬆動的情況下,一些民運活躍人士受到鼓舞,紛紛醖釀串聯組黨,以浙江王有才,吳義龍,朱虞夫等人爲倡導,全國十幾個省市為後應,一時組黨運動風起雲湧,氣勢如虹,正當組黨運動有序展开摸索前進時,北京的徐文立先生為爭奪組黨的領導權從開始時的堅決反對組黨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未經任何民主程序,搶先公开宣佈成立全國性的民主黨領導機構,從取消主義到冒險主義的跳躍,給虎視眈眈的中共提供了悍然鎮壓的最好藉口。於是,一場針對組黨運動的大逮捕開始了。全國參與公開組黨的首批民主黨人幾乎被一網打盡,在這次組黨中,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央一方面通過國内的秘密組織對組黨提供幫助和掩護,另一方面也通過一定的渠道向迷戀公開合法化的組黨同志提出過勸告和建議。我們認爲,徐文立先生等人提出的公開合法組黨的路綫是肯定走不通的,因爲民主黨面對是把言論和結社自由當作洪水猛兽的中共極權統治,中共的特殊利益絕不可能容忍一個主張民主憲政的政治團體的合法出現。

十七年來,中國民主運動躑躅不前,徘徊不定的重大原因就是政治目標的模糊。 一九九八年,徐文立等國内部分民運人士在創建中國民主黨時就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產生過嚴重的動搖。他們有的提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有的宣稱承認江澤民的領袖地位,有的主張與共產黨良性互動,争取所谓“雙贏”,有的甚至千方百計地想讓處在繈褓之中的民主黨争取成爲中共統治下的“第九個民主黨派”,在共產黨領導下,享受所謂“參政議政”的待遇。在这个放弃根本民运原则的思路下,徐文立认为公开合法的组黨路綫可以获得共产党的谅解和承认,这些朋友的政治幼稚病竟发展到了如此麻木不仁的地步, 他们居然对共产党的“引蛇出洞”策略毫无防范。在山东参与组党的个别人把参与组党人士的名单和资料一古脑儿都报告给中共。显然,這種機會主義的做法不但讓組黨運動失去了他本來的政治價值,而且使中國民主黨的创建蒙上了偏離民運基本原則的陰影。甚至為中共鎮壓民主黨提供了砲彈。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中国民运长期以来积累的政治资源和人力资源几乎被摧残殆尽。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说明国内组党运动中的个别领导人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幻想是多么不切实际和危害深重,遗憾的是,个别负有责任的朋友对这一次失败非但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至今还坚持声称公开合法的组党路线是正确的选择。民主运动如果不能严肃地批判在组党问题上的投降主义错误,我们就不能在实际上组织一个真正有战斗力的民主党,我们也不可能形成强大的能挑战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反对派,因而延误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徐文立等人在組黨問題上的投降主義和冒險主義是一九九八年的組黨運動慘遭失敗的根本原因,這是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我們期待徐文立先生能夠面對現實,不要把錯誤當成光榮,實事求是地檢討這一令人扼腕的歷史。對此,我们已在《囯内組黨運動檢討》和《一廂情願的浪漫幻想》兩文中有詳盡的論述,此處就毋庸贅述了。

徐文立先生來到海外后,在徘徊幾年之後又試圖重举民主黨的旗幟,但由於他沒有吸取教訓,也沒有對以前失敗的組黨擔起政治責任,徐先生沒有得到組黨同仁的認同。徐先生的小组织缺乏基本的組織框架,多年來甚至無法召開一次民主黨的代表大會。在海外舉辦的所有民運活動中, 除徐先生一人外,從來也無法看到民主黨的團體活動的例子。這種畸形的局面與其他運作有序的民運組織比較,民主黨已經有名無實。在這種名存實亡的情況下,個別政治目的不清,從無民運背景的人士跳出來,打出民主黨的旗號,招搖過市,他們把民主黨當作商業牟利的工具,收取高價作移民生意。這就使民主運動滑向真假難辨魚龍混雜,劣幣驅逐 良币的陷阱。對此,徐文立先生除了自命清高,孤芳自賞之外完全採取不作爲的姿態,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

2006年7月,美東地區的一百多名民主黨基層黨員出於對假民主黨异化民運的憤怒和焦慮,主動向徐文立先生求助,要求他出面整頓假民主黨,引導民主黨走向正轨,但徐文立回答說,“你們這些人都是沒有身份的,所以我們不能管你們這個事”。徐的態度使這些要求返回民主黨正道的黨員徹底的絕望。在走投無路之際,他們找到了中國自由民主黨,自民黨中央認爲,自民黨與民主黨本屬一體,在歷史上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況且民主黨不是哪一個人的私有財產,出於本是同根生的地考慮,爲了民主運動的根本利益,自民黨中央決定接受民主黨基層黨員的要求,建议以民主程序來重組民主黨,使其重歸民運隊伍。在多数民主党基层组织的支持和参加下,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三日舉行了民主黨代表大會,通过了第一个民主党章程,并据此选举产生了新的民主党领导机构。這就为頻臨危亡變質的民主黨注入了新鮮血液,重新舉起革命的旗幟,回到了民主運動的第一綫。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次民主黨的組織整頓,只不過是重组民運隊伍的第一步動作,鑒于中國民主運動的半癱瘓狀態,我們認爲中國民主運動必須在路綫方針政策上做出徹底的反省和進行重大的组织調整。民運必须进行一次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的涅磐。

那麽今天導致民運衰微的主要病根在哪裏呢?經過認真内省,可以歸結為以下七條:

一、 民運的目标不清与角色錯位;
二、 没有坚持否定一党专制的合法性;
三、 贵族民运、沙龙民运和清谈民运;
四、 与群众的实际要求相脱节;
五、 没有保护海外广大移民的切身利益;
六、 关门主义的精英路线;
七、 放弃了组织的发展。

我們就以上七點分別作爲初步的檢讨。


(六)、民运的第一个失误:民運的目标不清与角色錯位

從民運整體現狀來分析,民運力量的角色定位混亂和政治訴求模糊是造成民運疲軟狀態的主要原因。現在人們習慣的把對中共當局持批評態度的社會现象都籠統地稱之爲民運。其實,這種廣義的“民運”概念是不確切的,由於缺乏鮮明的統一的政治訴求,所以這種廣義“民運”對中共一黨專制的批判常常呈現一種扇形的、膚淺的、流於形式的、不切中要害的“政治牢騷”層面,這種牢騷和不滿因爲缺乏集中的政治目標,往往漫射到其他非政治領域,反而形成對中共統治有緩衝作用的發洩機制,不可能對中共統治造成整體性的衝擊。有時,還會在客觀上起到對中共轉移政治焦點消解内部危機的作用。例如,前一段時間,一些民運人士因爲無力切入國内的政治运作,就舍本逐末的全力投身于台湾島内政爭和所謂藍綠對抗,自啦自唱的把民運矮化成顔色拉拉隊的角色,完全放棄了民主運動自身的鬥爭目標和政治訴求。更有甚者,有些民運組織還把自己降格到宗教組織的外圍團體和合唱團的角色。如果沿著這个錯誤的政治倾向走下去,中國民主運動就有著蛻化變質的可能性。

民運角色定位的錯亂还表現在我們自己對自身的政治坐標失去客观的判斷。一個常見的例子就是要求中共“平反六四”。這是十七年來紀念六四活動中的主題口號,其實,這個口號完全違背了民主運動的根本原則。所謂“平反六四”就是承認中共的官方結論是最終衡量是非對錯的政治標準。而承認這個標準實際上也就承認了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當然,在香港這樣一個特殊的地區,“港支聯”提出這樣一個口號在策略上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民運組織在西方自由國家也重復這個口號就表現了他們的政治角色定位的錯誤和混亂,因爲民主運動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對中共一黨專制合法性的否定。任何一個政治運動如果認同中共一黨專制的合法性,那麽它就逸出了民主運動的基本軌道。充其量變成一個以追求開明專制為目標的黨内改良派。這與民主运动的主权在民原則是格格不入的。

現在國内一些異議人士爲了不觸犯中共的禁忌,不敢把人民要求自由人權的鬥爭實事求是地定义爲民主運動或人權運動,而降格為“維權運動”,目的是給人以在不觸動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下照樣可以進行維護人權鬥爭的假象。其實,這只是一種掩耳盜鈴的小把戲,掩耳盜鈴,鈴聲還是會響的,鈴聲既響,貓還是要撲鼠的。如徐文立曾說,“我們組黨,不是要反對共產黨,只是要與共產黨搞你來我往的良性互動,这样可以達到雙贏”。這些話,你徐文立可以說,也可以信,但是共產黨能信你嗎?事實上,不管你說反還是不反,只要你公開組黨,它就一定會抓,一黨專制之下,必無組黨的自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是极權专制必然的政治邏輯,也是基本的政治常識,徐先生不相信這個常識,就白白蹬了十年大獄。如果蹬了十年還是不信,那就只好“见歧路,泣之而返”了。

在這裡我們想告訴國内倡導維權運動的朋友們,一個運動叫什麽名称關係不大,但是當事者自己一定要明白,在中共一黨專制之下,真的要維護人民的權利,最後的矛頭所向一定會涉及到腐敗政治體制的根基,那就是一黨專制的合法性問題,不否定中共一黨專制的合法性,你的維權就立即失去真實性和可行性。因爲,在中國的現實社會生活中,那個侵犯剝奪老百姓基本權利的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是中共的一黨專制。所以在中國,你既要“維權”,又要打擁護共產黨的旗號,那不過是玩文字遊戲罷了。在此,有人會義憤填膺的反駁我們說,你們主張公開否定一黨專制的合法性,不是故意讓我們爲難嗎?不是明擺著要我們冒險嗎?我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覺得公開否定共產黨專制的合法性很爲難,也不想冒這個險的話,那就很簡單:你暫時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退出民主運動,等到你覺得不为難和沒有風險的時候再來參加民運也不遲,然而,你如果真心信仰民主自由,真的希望儘早终结中共一黨專制的話,那麽,你就必須要有勇氣跨出這歷史性的一步。反抗專制的第一步就是要公開的否認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要敢于向共產黨說“不”!要公開地告訴你的政治對手我不承認你這個統治是合法的。我們不願意繼續生活在專制統治之下。民主運動最後戰勝一黨專制的全部訣竅就在於人民敢不敢站出來向共產黨說“不”。如果表標榜奉行民主理念的民主運動也不敢公開宣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場的話,那麽這個運動是絕對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七)、民运的第二个失误是:没有坚持否定一党专制的合法性

那麽,民運的政治方向究竟在哪裏呢?我们認爲,民運應該始終對準中共一黨專制的根本要害,這就是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問題,是不是把鬥爭的矛頭緊緊地對準中共的统治合法性,這是衡量一個政治组织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派的標誌。
凡是認定中共統治為非法因而堅決主張以民主憲政來取代中共統治的政治力量就屬於民運的範疇,反之,則不屬真正的民運,充其量是一個異議社团罷了。現在我們很多朋友自稱爲民運人士,但其思維模式及行爲方式卻在在顯示出他們其實是承認中共一黨專制的合法性的。例如,他們的慣常行爲方式是“請願”、“請求”、“要求”、“建議”等等。他們的慣常的社会姿態是順從的,忠誠的,居下仰上的,他們的慣常的外部形象往往是訴苦的,乞求的,悲情的,自憐的,他們既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也沒有取中共而代之的雄心,他們既沒有埋葬舊世界的勇氣,也沒有創造新社會的激情。這樣一種毫無進取心和進攻性的政治邊緣勢力怎麽可能擔負起結束一黨專制的歷史重任呢?
廣義民運的對自身角色定位的錯亂就造成了目前這種“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局面。一個自己也不想革命的政治力量期待人民會響應他們的號召,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現在,真正的民運力量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向人民講清楚,我們是堅決不承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民主派,我們是要徹底廢除一黨專制的革命者,我們是一定要在中國建立由人民行使政治選擇權的分權制衡的民主憲政的政治反對派。我們的目的必須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在一个既定时限内達到。只有以這樣清楚明白鮮明彻底的政治立場來號召人民,動員群衆,我們才能夠取得人民的信任,組成浩浩蕩蕩的民主大軍,完成我們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建成民主中國的大業。我們必須牢牢記住政治鬥爭的鉄律是無情的,只有自己堅定,才能使群衆堅定,只有自己堅強,才能使群衆堅強,只能自己堅決,才能使群衆堅決,一個不堅強,不堅定,不堅決的政治力量是絕對不可能領導一場政治鬥爭取得成功的。而我們的目標就是成功。

我們要告訴人民,時機已經來臨,閘門已經打開,方向已經指明,現在的關鍵就是要把否定中共一黨專制合法性的大旂高高地樹立起來,就像孫中山先生當年公開的揭示“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革命綱領一樣,試想,如果孫先生領導的同盟會不敢舉起推翻滿清的旗幟,那麽辛亥革命还可能成功吗?歷史證明,只有公開宣告自己不承認專制合法性的人民才有資格贏得自由和民主。中國民主運動長達三十年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那些自以爲聰明的民運領導者和民運組織老是在那裏扭扭捏捏羞羞答答,不敢或者不願意公開地大聲地向全世界宣稱我們不承認專制統治合法性。現在,我們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在我們的旗幟上用大字書寫我們的綱領,那就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平與正義。我們要团结一切認同民主理想的中國人公開揭櫫“廢除黨獨,重建共和,保守人權,張揚自由”的民主綱領,只有邁出這歷史性的一步,才能開啓一個民主的新紀元,各文明大國建立民主憲政的歷史證明,一個真正推動社會前進的政治力量一定是堅決地維護這個運動的核心價值。在這個大是大非面前,沒有任何猶豫動搖的餘地。中國民主運動要跳出邊緣化和泡沫化的陷阱,就一定要堅決地勇敢地回歸民運的基本價值,即堅決地否認中共一黨專制的合法性。維權運動、平反運動的名稱背後隱藏的怯懦意味是非常明顯的。其用意無非是向當局表明自己沒有反抗政權之意,在主觀上期待避免當局的鎮壓和保護,但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的。你要表明做順民,中共卻一定認爲你是刁民,你想表示忠誠,中共確認為你是在要挾,你是要支持改革,中共一定會你是要製造動亂,你想幫助中共維持穩定,中共一定會認爲你在策劃暴動,歷史經驗就是這樣一幕一幕反復上演的,作爲一個民主自由的信仰者,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政治判斷,專制和民主是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共器,形格勢禁,沒有調和的餘地。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不仅仅是是非之争,更是政权与利益之争,因此,最后一定是实力之争,没有实力,一切都是儿戏;没有实力,共产党不可能作任何让步!連戰先生所謂的雙贏共榮都是不著邊際的政治空想。我們必須要告訴一切追求民主制度的朋友們,為自由的鬥爭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情,唯其有勇,所以有勢。唯其有勢,所以有力。由於早期中國民主運動脫胎于黨内的改良思潮,所以先天就缺乏豪邁的陽剛之氣,自由是勇敢者的專利,遮遮蓋蓋的隱射和借題發揮的勸諫已经不可能成为现代政治的行为模式了。聞一多先生說得好,“一句話,說出就是禍,一句話,說出就點著了火,別看五千年沒有説破,説不定火山的緘默,突然有一天著了魔,晴天裏爆一聲:咱们的中國!”


(八)、民运的第三个失误:贵族民运、沙龙民运和清谈民运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反抗運動一般都首先是在一部分最早接觸西方文明的知識分子當中發仞的。這當然並不是一個缺點或者奇怪的事情,但是,這些早期的民主精英分子,如果不能自覺地把這個運動及時地推廣到普通的社會大衆中去,和吸納大批的草根民衆的積極參與,那麽,這些精英就很可能延著所謂文化精英的惰性傲氣,把這個運動引入純學術爭論和精英政治的陷阱里去。不幸的是,當前中國民運的實際情況正是如此。現在,民運基本上已堕入“沙龍民運”、“貴族民運”和“清談民運”的窠臼。民運的主要活动方式是開討論會,研究會和進行學術辯論。民運的最通常的表現形式是寫文章和發聲明,民運似乎已不可能也好像沒有能力舉行除逞口舌之爭以外的任何鬥爭方式。這種情況大大加大了民運與基本社會大衆的精神距離,民運收敛為知識分子的良心掙扎和思辨遊戲。而民運的參與者逐漸萎縮到數量非常有限的所謂知識精英的小圈子中去。走上“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老路。誠然,民運確實是有很多關係到基本原則的理論問題值得探討和需要研究。但是,民運的基本理念和根本訴求應該是非常樸素而且簡單明瞭的。是每一個具有普通文化的平民百姓可以充分理解和完全掌握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少數民運精英基本上脫離國内的實際斗争,関起門來進行玄之又玄的學術思辨。孤芳自賞,完全不涉及實際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這樣民運就逐步變成只有少數精神貴族和學者專家才能參與的時髦和奢侈,而真正与群衆切身有關的民主要求和權利訴求都不可能得到有實際意義的指导。於是這就產生了一個危機,就是參與民運的人數比例越來越少,而大多數被一黨專制剝奪了權利的廣大勞苦大衆卻沒有機會接觸到民運的活動和信息。這是一個悖論,也是一個諷刺,因爲歸根結底民運爭取的實際上是大多數普通人民的最根本的權利,民運所維護也是群衆的最切身的利益。如果佔人口比例最大多數的平民百姓根本無機會介入到民主運動中來,那麽,這個民運還有什麽生命力和發展前途呢?所以,如果我們不能跳出舊民運的精英主義和貴族主義的死胡同,那麽,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功就非常渺茫了。


(九)、民运的第四个失误:与群众的实际要求相脱节

民运长期以来只停留在抽象的政治号召,而不反映和结合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是民主运动长久无法在大多数基层民众中生根发芽取得发展的重大原因,诚然,中国民主运动在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和追求普世价值的社会运动,它毫无疑问必须把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正义、公平等价值当作最根本的奋斗目标。但是,民运作为一个有实际的执政诉求的政治运动,它必须以能够成功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既要成功,就必须考虑到这个运动的实际操作是否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达按计划设定的每一阶段的实际目标。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究竟有多少比例的群众能够认同民运的目标,而自觉地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是要运动来适应群众呢还是要求群众来适应运动的问题。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国内,共产党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民运难以公开地用自己的政治诉求来教育和组织群众,在国外,虽然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但是,大部分中国的移民迫于生计和生存的考虑,根本无法顾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追求,这就造成了一种两难:在没有自由的土地上,人们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条件,而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却失去了追求自由的热情,于是,一些民运同仁就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说,在国内,我们没有进行民主活动的空间,但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是单纯为物质生存利益的经济动物,于是他们哀叹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找不到民运的群众基础,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民运取消主义泛滥,中国海外的民主运动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群众的组成成分基本比例是相近的,群众中极大多数人都是无权的平民大众,他们与中共党内的特权阶层形成尖锐的利益冲突,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民主运动的天然支持者和同情者。问题仅仅在于隐藏在他们心中的对民主的需求和对自由的渴望都没有得到激活和升华。而民主理念和自由的追求是必须从外界来灌输和启蒙的,本来,民主运动就担负者这个灌输者和启蒙者的责任,而由于民运组织长期地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所以,民主运动就丢失了自己的土壤和根基,现在,我们必须醒悟:群众素质是现实条件所给定的,群众的觉悟也是客观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民主运动无法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来选择自己的群众,唯一的办法是启迪他们对民主理念的认同和对自身权利的觉醒。

实际的情况是,无论在哪种社会形态中,基层群众因为面对生活甚至生存的压力,他们的首要的考虑必然是对于物质条件的追求。“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仓廪实然后知礼节,”在物质生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要求群众自发地上升到民主理念的追求者的期望是不现实的。我们当然不能袖手等待群众都解决了自己的物质需求以后再来开展民运的工作。 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在现在就能够有效地发动群众关注与投入民主运动的切入点。这就是民运必须提出结合群众的现实需要的斗争策略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所谓群众的物质利益的需求,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和尺度,这就象共产党宣传的共产主义的所谓“按需分配”口号是荒谬的一样,因为,需要本身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固有的标准和尺度,物质生活水平是永远处在变动状态中的一个变数,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也许拥有一台黑白电视就是富裕家庭的标志,但是,在本世纪,如果只拥有一架黑白电视,那肯定就是贫穷户的象征了。所以所谓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永远没有既定标准的,因此,所谓等待群众生活富裕起来以后就自然投身民主的预言是永远不可能兑现的。

可见,只有把民主运动的政治诉求与人民大众的切身需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群众意识到民主运动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实际利益的根本改善时,他们才会真心实意地积极主动地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运动才能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由此看来,民运只有提出具有群众切身利益需求的策略口号时,这个运动才有可能获得群众的支持,这也许是中国民主运动十七年来所得出的最宝贵教训之一。

为了纠正民运脱离人民切身利益需要的失误,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认真研究基层民众现实的生活状况和他们最迫切的物质需要,例如,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城市居民对工作机会的需要,还有例如针对就业难,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的问题,民运必须提出切合人民期望的对策,现在,民主党已经提出了十四项基本的政治纲领,其中包括了若干解决人民生活实际困难的政策措施,这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决策。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民运将如何结合群众的切身需要来扩大我们的政治感召力的具体办法,把民主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中去,让人民大众体会到民运才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力量。如何让人民在民运中得到实惠应该成为一个原则。

中国共产党建政的半个多世纪来,实质上就做了两件事,一就是剥夺了人民的人权,二是剥夺了人民的财产权,建立民主政治就是要归还人民的人权,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归还人民被共产党夺去的财产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归还了人民的财产,才能保证归还人民的人权落到实处,因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和保障,而归还人民财产的工作可能比归还人民人权的工作更加复杂和困难,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已经无法从事实上完全公平地去制定这种归还的细则,只能从程序原则上去回复事物的基本正义。一个可行的选择是可以在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对被共产党政权无偿掠夺方式占去的私人财产和社会公产进行评估和量化,然后以发放国家有价证券的方式逐步归还到公民手中。当然这只是一个归还人民财产的原则思考,具体的法律应该由民主体制下的国家议会来制定。但是,“还政于民”、“还产于民”作为两大民主原则应该成为我们对中国社会民主转型方式的主要杠杆,而且应该成为民主党对全体公民的政策承诺。


(十)、民运第五个失误是:没有保护海外移民的切身利益

近十年来中共实际上执行了向海外大量转移剩余劳动力和放逐政治异议人士的政策,中国东南沿海的数以百万计的偷渡潮实际上是中共默许和纵容的结果,而数年一次与外国的人权谈判也是中共精心策划的政治交易。其目的无非是缓解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政治压力,这说明中共已经越来越蜕变为一个以自身实际利益为政策导向的政客集团,然而没有一个政策对一党专制的中共来说是完全利多的,大量的中国劳动力向西方国家的移民给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中共当权者始料未及的。而大批不同政见者的被驱逐也为中国民主运动储备了一批组织者和宣传者,这就为海外创建民运基地准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基础,与孙中山当年在海外组织同盟会时主要依靠革命之母——华侨来相比,现代民主运动无论在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上来说都具有更大的优势。然而遗憾的是,十七年来,中国民运组织居然对这一空前有利的社会变迁闭目塞听,熟视无睹,他们不但不把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移民看成是民运的资源,反而当成累赘和包袱,他们从不向中国同胞进行有效的民主宣传,更没有把民运组织的建设深入到草根的移民社会中去,这就犯了一个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他们一方面绞尽脑汁宣称要把现代的民主理念传播到十三亿大陆民众中去,另一方面却把对近在咫尺的中国同胞的民主启蒙抛到九霄云外,他们的所持的理由又显得十分正当和堂皇,他们说这些到海外来的人都是经济难民,没有政治要求,本质上都是亲共的,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这些移民中进行民主宣传,这就在客观上把广大的中国移民推到了中共的海外统战一边,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怪现象,原来因为迫于中共统治而鋌而走險,用脚投票逃离中国的大量移民到了自由的国度反而又不得不回炉投到中共官方外交势力的保护伞下。

不可否认,移民本身大多有一个身份合法化的问题有待解决,只要教育得宜,方式得法,民运力量本来可以用帮助他们以合法程序解决切身利益问题的办法来团结和组织他们成为民运的生力军,以西方社会可以自由结社的方式提高他们的民主觉悟,但是,一些贵族情结浓厚的所谓民运老爷们夜郎自大,闭门自守,鄙视和歧视有移民合法化诉求的中国同胞,把他们斥为难民和投机者,说这些人文化低,不懂民主理念,没有资格当民运人士,把他们关在民运大门外,这种关门主义和贵族民运的路线大大挫伤了广大移民的民主热情。也使海外民运日益脱离群众,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危困境地,更可怕的是,由于民运组织的排斥,一些寻找帮助的移民群众病急乱投医,不分真假地投靠到少数假借民运名义敛财的假民运组织旗下,以至小丑跳梁,鱼目混珠,黄钟毁弃,瓦釜雷鳴。为了扭转这个以假乱真的民运危局,揭穿中共操盘的偷换伎俩,民运中坚必须挺身而出,把支持和帮助移民同胞的正当要求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批判和抛弃关门主义的精英民运路线,敞开民运的大门,欢迎和接纳一切愿意认同“废除一党专制,建设民主政体”的所有同胞的参与,这就能从根本上扭转海外民运失去群众日益萎缩的危局,为组织浩浩荡荡的民主大军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是中国民主运动在政治战略和组织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可以设想,少数在关门主义路线上走惯了的民运朋友会对这一次重大的策略调整感到无所适应,以至难以理解,甚至加以种种詰難。但是,实践和时间可以鉴别是非和真假,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民主运动就能挫败中共的破坏,走出封闭的峡谷,开创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获得无限的生机。


(十一)、民运的第六个失误:关门主义的精英路线

当我们纠正民运的关门主义错误并积极向广大移民群众打开民运大门来调整我们的策略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批评是指责我们推行难民路线,说我们新发展的民主党员都不是民运人士,说我们放弃了民运的原则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荒唐的指控,什么是民运人士,顾名思义,民运人士就是指一切敢于起来公开反抗中共一党专制和追求民主政治的人士,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中国人,只要他在事实上参加了反抗中共统治的活动,他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运人士。没有人可以垄断民运人士这个称号,我们认定某人是不是民运人士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参与民运活动,有些人在历史上曾经投入过民主运动,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断了或者退出了这个运动,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他仅仅曾经是民运人士,而现在已经不再是民运人士了。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民运人士是一个一经认定就永远不变的荣誉称号,而相反,这是一个必须坚持保持自己的民运活动才能够被认可的现实的政治称谓,现在,少数早已远离民主运动的和违背民运原则的所谓老民运在那里倚老卖老,对后来参与民运活动的民运朋友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他们只能算是难民,不能算是民运人士,这种指控是蛮不讲理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所谓难民就是指那些在政治上背弃母国政治制度的移民,只要他们表示认同民主体制,他们毫无疑问就成了民运的支持者,所以,拒难民于民运之外就是一个很荒唐的概念,而实际上,由于难民的政治地位最低,生存条件最艰苦,他们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更加迫切,他们是最容易接受民主启蒙和最可能被动员组织起来的一个弱势群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海外只有广大的非法移民阶层,也就是被称为难民的这批民众才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最可能成为民运的社会基础。对难民的排斥和非难是有悖民主平等原则一种政治歧视,有人说这些难民加入民运组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政治庇护,他们的动机不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运力量,这种看法也是偏颇的,很有商榷的必要。其实,不管出于何种主观动机,申请政治庇护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中共专制统治的一种鄙弃,一种抗议,一种决绝,无论庇护申请者的民主觉悟是高是低,政治素养是优是劣,任何中国移民申请政治庇护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支持和肯定的正义的行为,因为他至少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向专制投了反对票,在奴役和自由之间,他已经站到了自由的阵营中来,客观上已经壮大了民主运动的力量,所以,对政治庇护申请者的诘难和挑剔都是错误的,不公道的。一些惯于为中国现状辩护的人说这些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其实都没有受过真正的政治迫害,他们只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才走这条路的。说这种话的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实际上,身为当代中国人,只要曾在中共的一党专制的统治下生活,除了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中共权贵以外,每一个人都受到过中共严重的政治迫害,这种迫害已经到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达其极,无微不至的程度,在中国的十三亿人口中,没有一个自由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一个人拥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权利,没有一个人可以享有结社自由和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怎么可以说他们没有受到过政治迫害呢?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中共一党专制的束缚和威胁,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受贪官污吏的敲诈而自由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经过中共的批准而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受中共的检查而发表自己的思想,怎么能够说他们没有受到过中共的政治迫害呢?事实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座大集中营,一座大监狱,一个巨大奴隶工厂,我们的一些中国同胞没有感到自己的不自由并不是因为他拥有自由,而是因为他失去自由实在太久了,专制的束缚实在太沉重了,不自由已经成了习惯,麻木成疾,就象患上了斯德哥而摩症的被绑架者一样,因为被绑架太久了,被绑架已经成了习惯,所以产生了对绑架者的依赖和认同,到最后竟然抗拒家人的解救。很多的中国同胞从小生活在共产党文化的禁锢中,他们惯于把党和党的领导人当作救星和带路人,他们已经无法设想可以离开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一党专制的统治)而选择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于是,一种精神幻觉产生了,监狱当成了天堂,丑陋当成了美丽,卑鄙当成了光荣,中国共产党文化的精神奴役使大多数深受其害的中国人变成了程度不一的政治智障者,前述那种说中国人没有受到政治迫害的论调实际上是罹患上政治智障的症状之一。

因此,从实质上分析只要是逃离中国大陆的中国难民,每一个人都有权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地受到中共的洗脑和改造,实实在在地被剥夺了所有的基本人权。而这就是深层意义上的严重的政治迫害。关键在于你是不是醒悟,是不是反省,是不是感受和体验到这种迫害的严重性。你是不是敢于挺身而出反抗这种迫害,只要你真正感受到这种政治迫害的痛苦,只要你真正行动起来反对这种非人的专制统治,你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申请政治庇护的资格和条件。所以,中国移民在西方自由国家提出政治庇护这个行为是完全值得支持、同情和肯定的正义的行动,因为这个行动的本质就是争取自由。而争取自由是联合国宪章所肯定和得到联合国难民公约所保护的被奴役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民主运动说到底是为每一个中国人争取自由的运动,所以民运有义不容辞的责无旁贷的义务来帮助每一个中国移民申请政治庇护的正义行动。一切对中国移民申请政治庇护持冷漠讽刺或否定态度的论调都是应该受到谴责和驳斥的,因为实质上他们是在为专制辩护。我们的这个上述意见也应该向美国以及所有的民主国家的政府进行合情合理地实事求是地解释和协调。应该让自由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体认到失去自由国家的人民的痛苦和他们追求自由的渴望,应该让他们知道给予中国移民的自由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事实上,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与流氓国家的后台就是中共,例如用核爆勒索西方的金正日政权就是在中共的卵翼膨胀起来的,只要中国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就会失去保护和支持而消亡。从本质上来分析,中共是世界和平最大的潜在的威胁,所以,终结中共一党专制不但是解救中国人民的当务之急,也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当务之急,而中国的民主化是世界和平的和自由阵营的可靠保障,因而,最终也有利于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

现在,有大约三百万以上的中国移民流亡到美国和西方其他自由国家,据统计仅纽约一地就有非法中国移民三十八万之多,这些移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平民,他们不堪中共一党专制下的痛苦生活而投奔自由,他们为了不受中共官僚的压榨和欺负,不惜背井离乡来到异国他乡,他们举目无亲,语言不通,为了在自由的土地上生存下来,他们冒险犯难,苦苦挣扎,甚至搭上失去健康和生命的代价,背负巨额债务,奋命一搏,目的只是为了争取一个自由做人和平等创业的机会。这个空前的难民流亡潮实质上是对中共一党专制下非人生活的抗议,也是中国人民向往自由民主和幸福生活的证明。难民是急需民运帮助和团结的社会群体。但是,长久以来,民运推行关门主义和贵族精英路线,对广大的移民群众的要求不闻不问,对他们要求申请政治庇护和争取身份合法化的要求袖手旁观,甚至冷嘲热讽,没有主动地伸出手来帮助和救援他们,这种情况也使他们对民主运动产生疏离感和隔膜感,以至形成广大移民对民主运动产生敬而远之的隔绝状况。

有些民运人士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对自己身边的移民同胞却表现冷漠与歧视。本来,移民同胞已经摆脱了中共统治的羁绊,他们有相当的自由度可以直接体验到民主制度的优越,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最容易接受民主理念和自由价值的先进群体。如果民运连这些生活在自由环境下的同胞都无法争取并取得认同的话,怎么还能够侈言争取到国内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呢?可以断言,民运之所以未能在海外打开局面获得长足发展,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放弃了对移民群众的争取和动员,关门主义路线爲叢驅雀,爲淵驅魚,现在已经到了坚决纠正这个重大失误的时候了。民运必须打开大门,热忱地欢迎广大移民群众的加入,真心地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这样广大移民就会把民运看成自己的运动,只有这样,民主事业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并取得实际的发展。有人质疑我们向广大移民打开民运大门的政策转变是放弃了民运的政治理想,是对现实环境的妥协,因为过去有过不少民运帮助了移民,而移民取得身份以后就告别民运而去的负面例子。当然,这种情况过去有过,将来还会发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现在的民运队伍中也保留了相当一批的在移民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坚定的骨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我们把民运的营盘越打越大,那么流水的兵不管流失了多少,最后还是会有相当比例的骨干分子回流到这个营盘中来的。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民主运动本身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只要我们棄而不舍地贯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帮助人民,组织人民”的方针,海外民主运动向广大移民群众打开大门的政策一定会收到迅速壮大民运的实效。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话水来。此言得之。

长久以来,我们幼稚地把民运机械地划分为国内海外两块地盘,并常常天真地人为只有国内工作才有价值,海外民运无关大局,现在是抛弃这种论调的时候了,从上世纪末国门被打开以后,海内外中国人的交流和融合已经频繁到根本无法划线区分的地步了,再加上信息时代的咨询交流的快捷,一条窄窄的边界根本无法切断民主自由的思想洪流,唯一的不同是,在国内不能进行的公开的民运活动在海外却可以安全地进行,我们当然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做好一切可以在海外完成的工作,国内工作海外作的策略将大大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海外的民运工作的影响力已经可以无限地延伸和渗透到国内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做到在海外建成一个架构健全的政党组织,在适当的时期,成建制地迁回国内,并立即展开有效的运作。所以,再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国内工作重于海外工作这个基点上已经大大地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十二)、民运的第七个失误:放弃了组织的发展

民运和中共的较量不仅是政治原则的较量,最后的成败一定会取决于组织力量的较量,共产党统治人民主要靠的是严密的国家机器,而这个国家机器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具备非常牢固的组织,组织力量只有靠组织的力量才能与之相抗衡,三十年来,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大的民运高潮,这些高潮几乎每次都是功敗垂成,总结每次民运高潮失败的原因,都是失败在民运没有建立真正强大的有战斗力的组织这一关节点上,这个教训在八九年的天安门民运中表现的尤其瞩目,所以我们如果真正地把民主运动当作一个必须赢得胜利的政治运动来进行实际操作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必须放在加强组织的建设上。然而,恰恰在这个成败攸關的根本问题上,我们的民主运动没有真正汲取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必须毫不掩饰地承认,正是在发展组织,建设组织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们民主运动犯下了最大的失误。这就是中共嘲弄民主运动“不成气候,不足为患”的真实原因。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有众多的民运组织,有的历史已经很长,有的是新建的,山头林立,枝繁叶茂,但是,严格来讲,这些组织都不具有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功能和实力。除了开一些众说纷纭的会议和发表一些纸上谈兵的声明之外,根本无法对中共的统治产生实质性的威慑。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组织基本上都只是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他们除了上层少数几个活跃人士,骨干分子以外,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具有战斗力的基层组织。只有将,没有兵,只有领导,没有群众是这些组织的基本状况,由于没有人,所以民运在表现形式上只能以贵族民运,精英民运,沙龙民运和清谈民运的方式出现。因为没有人,所以民运无力发动有真正政治意义的行动,现在民运的斗争形式已经退化到非常可笑的戏剧化的程度,多年来民运的抗议活动虽然名目繁多,但真正对中共有冲击力的斗争却乏善可陳,我们除了签名还是签名,除了绝食还是绝食,而签名和绝食的表演性已经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原本签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行动,但是现在这个办法已经用滥了,比如有的居然可以用假名、化名签名,有的可以叫别人代替签名,有的签名发表了本人还完全不知,有的签了一年之后当事人才出来否认,真是花样百出,自欺欺人。在这种廉价的炒作下,现在任何的签名行动都已经失去它的震撼性和影响力,而更可笑的是还有一大堆的签名是秘密的,既无法核查、也无法证实,这种签名活动还有没有政治意义,只有天知道。更可怜的是绝食,绝食斗争这本来是一种以生命相搏的严重抗争,本意在用自己的生命来迫使当权者作出让步,但是,现在居然可以在自己家里自行闭门“绝食”,还规定不超过两小时,还可以喝牛奶、果汁等等,把一种可歌可泣的舍命斗争方式滥用到如此庸俗化的程度,叫第三者听到难忍失笑,当事人也未免汗颜。这种情况即使用“民运已经喜剧化”来概括也不为过,也许,有人会用这是民运内部的策略分歧来解脱民运的这种窘迫,然而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是现今的海外民运已经到了师老兵疲的地步,这从这些组织已经无力来发动有影响力的抗争活动可以得到证明。“绿林豪杰江湖老,梨园弟子白发新”。没有强大的组织。那么一切民运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争论都将流于空谈,因为民运已经失却了任何可以实施这些政策的承载体,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行动能力了,没有强大的组织,所有的山头架子都是空的,假的,所有的招数和套路都是花拳绣腿,发不出一记有力的出击。 没有人,没有群众成了中国海外民运的致命伤,每年纪念六四,我们组织者都为参加者数量发愁,共产党自娱说,这是因为国人都拥护共产党,当然这是胡謅,现在真心拥护的人已绝无仅有,而反对共产党的人,何止千万,问题是在缺乏有力的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运动,而没有运动就不能动摇共产党的统治于万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民主运动无法壮大走向成功的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放弃了发展组织这个根本。而组织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基础,是否着力于发展组织,实际上是区别真民运还是假民运的一个标志,是真要推翻共产党还是不想推翻共产党的试金石。你是真要民主还是假要民主的问题,你是真的要民主,你是来真的,你就必须把力量放在大力地发展组织上。现在我们提出这样两个口号,“组织,组织,还是组织”,“群众,群众,还是群众”,所谓组织关键就在于人,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就会有越来越强大的组织,怎么让人参加,这就成了一个关键,你必须让那些认同民运目标的人认识到只有参加了这个组织,才能保护他的重大的利益,才能给他提供发展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让更多的群众明白体认到中国民主运动的目的是在以最有效的方式保障他和他的家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迈向成功的道路。


(十三)、建立强大的民主党,启动2020工程

综合我们以上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那就是,我们要坚决地纠正民主运动在思想路线组织和行动策略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把民主运动回归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这就需要我们重建一套民运的新思维,找到一条切合中国目前实际社会情况的可以操作的正确的民主之路。这个新思维、这条新道路的最中心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强大的民主党。
我们这个新的民主党将执行一条坚决地推翻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革命路线,我们这个新的民主党将团结一切要求终结中共一党专制的所有阶层的中国人为建立新的民主政体而共同奋斗。我们这个新的民主党将向全体人民承诺,我们进行民主运动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由人民行使选择权的分权制衡的民主政体。

我们这个新的民主党将向全体人民保证我们在推翻中共一党专制之后,将遵循“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人民一起完成主权在民的制宪工作。我们将在这个宪政制度下争取人民认同下的执政资格。

我们这个新的民主党将致力于归还人民的人权和归还人民产权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强大的中国民主党,我们这个党,将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在2007年开始正式启动“2020工程”,“2020工程”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民主党将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将团结全国人民在2020年前完成终结中共一党专制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庄严的号召,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我们将把“2020工程“分成三个五年规划来分阶段地进行實施。

1. 從2006年到2010年,我们将把中国民主党海外党员发展到十万人,我们将在这个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完成在全国三千四百个县中都建立起民主党的支部。

2. 从2011年到2015年的第二个五年战役中,我们要在海外发展到五十万党员,并且在国内二分之一的乡村选举中让民主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得到胜选。

3. 从2016年到2020年前,我们将发展到百万人的大党。我们民主党人将在全国县一级的选举中争得三分之二的胜选。在中央一级的政治舞台上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把共产党拉下台,并且建立新的民主宪政架构。

一个政党极其所领导的运动有没有实践现自己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证明其是否具有真正的政治担当的重要标志。

2020工程,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是一个可以达到,也是一定要达到的目标。按照我们对目前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分析,只要我们高举“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旗帜,制定出一套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需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强大的民主党,并且在由这个党为主力军的政治反对派的推动下,把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伟大理想付诸实施!我们要把对共产党的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效地结合起来,用最有利于减少社会震荡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专制到民主的过度。

古希臘的阿基米德曾坚定地宣称:“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过来。”今天,我们也可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给我一个强大的民主党,我们将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并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author:   倪育贤:      source:  投稿:    last updated:  01/10/07